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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文
今天的户籍制度改革“激流涌荡”:河北、辽宁等地区相继出台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改革措施;成都、武汉、重庆等诸多大城市推出一系列“购房落户”政策;上海实行了户籍新政。咋一看,“风驰电掣”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于需要户口迁移的人来说的确“大快人心”,但仔细一琢磨,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许多差异的中国,13亿人的户籍改革并非能“一改了之”的,它必定会触动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如子女求学、医疗、就业、住房等多方面利益问题,如果违背规律地激烈冒进,必将适得其反。窃以为必须逐步地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警惕激进的户籍制改革带来的三大负面效应。
画饼充饥,有碍新农村建设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户籍改革在2020年前将有实质突破。显然,中国的户籍改革是在逐步实现的,而不是“急于求成”。如果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没有跟上就实行“一元制”改革,这样的改革只是画饼充饥,并且阻碍了党的新农村建设战略。
一、单纯的“一元制”对新农村建设没有意义。二元户籍制不仅体现为农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差别,也体现为一系列的福利差异。如果户籍改革不能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衔接好,其他方面还是二元的,并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农村突出地表现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居民居住质量较低、社会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六个方面。单纯的“一元制”并不能解决以上六个方面的问题,只会挫伤农村人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
二、购房入户,使大量的资本流入大城市。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曾明确表示:“我是反对购房入户的,购房入户说明有钱的人就可以入户,没钱的就进不来。”城市的购房落户政策与户改最终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是在进一步提高城市户籍的含金量,是在利用城市户籍的含金量来吸引外来购房者。不仅如此,许多农民甚至把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用于大城市购房入户,对新农村建设来说是南辕北辙。
三、精英路线,影响了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2月23日,上海市政府印发《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这个“户籍新政”规定,符合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等条件的可申请获得上海户籍。上海的“户籍新政”实践上还是向精英阶层倾斜,不仅把广大的农民兄弟拒之门外,也影响了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在精英路线的刺激下,人才大面积向大城市流动,使本来人才匮乏的农村更加留不住人才。所以,中国户籍改革不能只走精英化路线,只有当户籍改革能够承载普通民众的期待之时,它才会变得积极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
窃以为,户籍改革需要统筹兼顾、一步一个脚印,避免户籍改革后,在土地流转自由的政策下,出现市民大量收购贫困农民土地的现象,避免农民只图一时短利出售土地,到城市后面临失业、无地、无保障的尴尬。同时,将国家投入到城市中的建设资金拿出一部分投入到加快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加快道路交通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过度膨胀,增大了大城市的压力
户籍制度改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趋势,但是,激进的改革必将导致大城市过度膨胀,使大城市难以承载压力之痛,按照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的话来说:“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又如石家庄、郑州等已上千万人口,放开成吗?”
一、难以承载的人口爆炸。2003年8月,郑州市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在全国都属超前。一年内,郑州市新增入户人口15万。6年后,新增人口超过了100万。
2008年,北京市在奥运会期间,由于车辆太多,道路堵塞严重,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不实行单双号管理至今。由于缺乏配套改革,城市公共资源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郑州、济南、江苏等地都饱尝了户籍改革之痛,改革也因此搁浅。
二、难以承载的公共设施和福利。郑州户籍改革的第二年,市内各学校凭户口入学的儿童暴增,新增出大约1/3以上。很多学校的一个班增加到90多人,正常的学校管理难以维系。短短两年,郑州公交IC卡的办理数量已达80万张,远远超出了预期的20万张。迫于城市管理的压力,郑州市在2004年8月停止了户口新政。
大城市户籍改革最容易出现“休克式改革”的现象,可能引发的城市管理混乱和相关服务设施瘫痪,最终导致户籍改革失败。
三、难以剥离依附于户口的各种利益和功能。在大城市很难剥离依附于户口的各种利益和功能,所以激进的户改反而会造成大城市户改的“肠梗阻”,对此,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最有体会。他说:“户籍改革在大城市不应操之过急。由于大中城市的人均公共福利水平较高,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必然会分摊这些公共福利支出,从维持城市社会稳定角度出发,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暂时不宜放开大中城市的户口迁移政策。 ”
窃以为,户改不要搞一刀切,应该先在全国小城镇及一些中小城市“试水”, “试水”成功后,再在大城市推广,从而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这样才会有利于加快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步伐,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人口稠密,威胁国家和社会安全
激进的户籍改革要求实现全民“迁徙自由”,这并非易事。美国《侨报》社论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仍需长跑》一文中断言“破除二元结构绝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次百米冲刺,这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智慧,无疑是一场不亚于1949年进城和1978年揭开改革开放大幕的大考”。由于户改会使更多的人涌向更大的城市,必将导致大城市人口过度稠密,形成以下不安全的因素:
一、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目前激进的户籍改革如购房入户是把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障与福利资源,当作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出售,这显然有违公共资源分配所应秉承的道德与正义原则,也有寻租腐败的嫌疑。同时,所谓的“一元制”也缺乏实现居民身份真正平等的机会。再者会造成城市公共资源的短缺,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就必定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甚至有人会用犯罪手段获取资源。据有关统计,大城市的“三抢”、盗窃犯罪就比小城市多。
二、威胁国家的战略安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和平年代一次性毁灭了2998人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例证。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不仅会成为恐怖分子的施暴目标,也可能成为一些大国“核威慑”战略的首要目标,一旦战火燃起,大城市最容易首先被战火点燃。
三、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人口稠密,最易发生疫情。2003 年5 月下旬非典发病到高峰期,大城市北京首当其冲,患者死亡人数最多。同时,大城市也会在自然灾害中造成巨大的损失。汶川地震给了我们户籍改革很大的触动,如果一味地追求城市化,那么可能会遭遇大自然的报复。有人假设地震的震源中心不在汶川,而是人口密集的大都市,那么,仅一个大城市在地震遇难的就不知会有多少人。
窃以为,我们必须警惕激进的户籍制改革的三大负面效应,购房入户、精英路线等激进的户改反而加剧了“迁徙自由”的危险和困难。我们必须结合国情,兼顾国家、农民、城市居民的利益,循序渐进地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户改应及早推进,剥离附着利益,由小城镇探路再在大中城市推广,杜绝“一刀切”。同时要抓紧《户口法》的立法,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相衔接,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作者为稻花香酒业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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