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劫银行”进课堂 大学竟培养劫匪
[发布时间：2008-04-30 00:00:00 点击率：]

【话题靶子】 近日，在广东外事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文秘专业课堂上，老师和学生商讨如何“打劫银行”，听来毛骨悚然。“学文秘的学生思维没有工科的学生好，这样做主要是锻炼他们的思维。”任课教师何老师表示，这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用过的教育手法，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众议。

　　【观点一】

　　“教室里抢银行”不过是思想自由

　　□ 熊培云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日中国，试验如此“大逆不道”的教学方式，后果可想而知。难怪新闻一出来，许多评论者立即举起了道德的狼牙棒，称教师“恶搞”现代教育，甚至断定如此“诲淫诲盗”只会教坏了孩子，使他们在象牙塔里便学会了男盗女娼。 

　　对于这些劈头盖脸的指责，我宁愿相信那位教师的解释：一切只是为了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且，由于大学生都已成年，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不会轻易盲从和模仿，因此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至于是否如这位教师所说“学习了国外的教育方式”，是否借鉴了哈佛商学院的独门秘笈，倒在其次。 

　　如果我们能够学着用一种积极的态度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打劫银行”的教案能出现在今日中国课堂，便已经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细心者甚至还可以从中看到“思想解放”的影子。毕竟，该教案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人们对银行与打劫银行的理解。 

　　在“国家压倒社会”的年代里，我们已经听够了有关银行或者信用社的职工浴血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故事。与此相反，在那些重视人权尤其是公民生命权的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通常只会让职员相机而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歹徒，而不是以“保卫国家财产”为名鼓励甚至恫吓职员迎着抢匪的枪口上。毕竟，这不是“慷慨赴国难”的时节，每一位公民的生命比银行里的钱财重要得多。众所周知，钱被抢走了照样会进入流通领域，更不会对社会构成致命影响。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说，贪生怕死也是一项基本人权。 

　　显然，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同样适用于“许霆案”。为什么当英国居民可以排着长队集体去吃“问题取款机”的豆腐时，东方青年许霆却因为相同的错误在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在二审时许霆竟辩称自己是为了“保卫国家财产”。对于这个惊魂未定的年轻人来说，仿佛只有言明自己效忠国家(财产)，才能免予国家(机器)的处罚。 

　　应该说，正是“国家至上”、“国民当为国家献身”等观念的影响，使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国家象征而“圣化”。爱看电影的朋友会知道，世界上抢银行的电影多如牛毛，但在中国却难寻踪迹。除了一些我忘记内容的宣传“勇斗歹徒”的社会纪实外，我一时能记起的似乎只有《绿帽子》里的一小段枪声和《任逍遥》里“好歹你也拿个打火机啊”式的嘲讽。

　　正如开拍有“抢银行”情节的电影不是为了教唆观众去犯罪，让学生写份“打劫银行”的策划案也不是希望学生有朝一日成为“雌雄大盗”，若能承认这是一种创作自由或思想自由，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批判师生们“在教室里抢银行”？毕竟，心智健全者不会在看了部电影或写份策划书后抢银行，而心智不健全者即使不看电影、不写策划案也可能会冲进银行。

　　没有思维的乐趣的课堂，只会是死气沉沉的课堂。脱去道德上的虚伪指责，不难发现，“打劫银行”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思维训练。在我看来，如今“中国制造”多而“中国创造”少，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生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多是记忆之学，而非思维之学。 

　　就像写小说或者电影剧本，“教室里抢银行”既非师生一起抢银行的事实判断，也非价值判断，对于参与其中的老师和学生来说，他们共同完成的不过是合理的想象与逻辑推演。而这种训练对思维是有益的。谁又能否定，像阿尔·帕西诺的《热天午后》、伍迪·艾伦的《业余小偷》、北野武的《花火》、汤姆·汉克斯的《毁灭之路》等优秀影片，不都包含着一份“打劫银行策划案”？

　　【观点二】

　　如此计划符合常识吗　　

　　□ 柏文学　　

　　科学史的发展是逐步把科学家的尖端发现变为常识，思想史的发展是逐步把思想家的前沿探索变为常识，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据说是靠了“对看上去很美的事情抱有天然戒心”的常识，判断一个人甚至一个社会是否正常恐怕也得看其主流价值取向是否符合常识，或者是否还记得常识，因为最深刻的道理往往是看上去最简单化的常识。那么，老师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制定“打劫银行”的7分钟计划，还符合常识吗？

　　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或者说教师是干什么的，常识告诉我们，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常识告诉我们，传真诚善良美好的做人处世之道，授可成社会有用人才之业，解人生学业技艺生活之惑。显然，老师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制定“打劫银行”的7分钟计划，这既不是传真诚善良美好之道，也不是授可成社会有用人才之业，或解人生学业技艺生活之惑。

　　该老师表示，他要求学生制定“打劫银行”计划，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用过的教育手法。哈佛大学及其商学院当然是举世闻名的，可是，且不说此等“打劫银行”计划是否真的曾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案，即使真的曾经是其教案，还有3个常识性的疑问：现在还是不是其教案了还是早被当作失败教案而自我淘汰了？曾是独立教案还是某个教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断章取义乱用？是不是其经典的成功教案，或者是功效很好的典范教案，还是偶被用过但不被广泛认可的昙花教案？

　　该老师表示，他要求学生制定“打劫银行”计划，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这显然违背常识，从善到善的路径很多，为什么要选择从恶到善的路径？倘若要求学生制定“在银行遭遇歹徒打劫怎样智慧制敌”的行动计划，倘若要求学生制定“面临歹徒打劫银行如何保护自己并协助报警”的安全计划，倘若要求学生制定“遭遇歹徒绑架后怎么样求救和自救”的行动计划，难道不是符合常识吗？

　　鲁迅曾经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看到大学老师如此这般的教学安排，联想到多年来大学的高昂收费、混乱的管理和令人失望的教学情况，实在不想多说什么。可是高昂的学费已经付出去了，而且支付还是现在将来进行时，孩子还在大学没有毕业，孩子将来的工作还不知道如何着落，而某些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是这样违背常识的德性，实在难以用沉默来表示内心的愤怒。

　　【观点三】

　　倘若刘伯承点评“计划书”

　　□ 于立生　　

　　看了这个新闻，就想起“李云龙”，想起《亮剑》。《亮剑》的最后一集里，南京军事学院论文答辩，“丁伟”将军的论文题目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对客观上在短期内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排除了美国——朝鲜战争新败；排除了日本——二战大败，军事工业被摧毁；而把“假想敌”确定为“老大哥”前苏联，结果引起一连串质疑：“丁伟，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丁伟”将军不得不掷地有声，再三申明：“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一场沙盘上的军事对抗游戏好了……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军事问题就是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同样的，技术问题就是技术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打劫银行计划书”，所涉及、探讨的是在假设条件下，经济学范畴内的关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技术问题而已。事一码归一码。至于道德问题，乃至法律问题，大学生已是成年人，相信自有辨别能力、判断能力，相信能够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打个或许不大恰切的比方：尽人皆知，技术上菜刀可以伤人，但有几多伤人事件仅是因为知道菜刀技术上可以伤人就去伤人？何况伤人固然有罪，而仅知道有菜刀技术上可以伤人这回事，又岂应获咎？

　　当然，“打劫银行计划书”引发争议，受到质疑，也并不谓奇怪——关乎文化传统，“基因遗传”问题。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即早有深刻批评并提醒：“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能代替法律……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

　　回头，再说说“丁伟”将军的论文答辩获得通过了吗？当面对质疑，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力排争议，评点道——“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桎梏……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啊，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论文通过，存档。”——恐怕，这样的结论对于“打劫银行计划书”的争议，同样适用；并且发人深省，予人启迪。

　　【观点四】

　　“打劫银行”非锻炼思维理由

　　□ 张永琪　　

　　大学老师是大学生的引路人，教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甚至会影响大学生的一生。任课老师剑走偏锋，要求学生制定“打劫银行”计划，使“如何打劫银行成了学生们日夜惦记的事”。锻炼学生思维有这等锻炼方法？用这种方法锻炼出来的思维，是什么思维？我们的社会会因此多了一个智者，还是多了一个恐怖制造者？

　　要求学生写作打劫银行计划书，据称是采取“拿来主义”，并非是自己的独创。因为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经用过这种教育手法。施教者认为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不会轻易盲从和模仿，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这就错了。美国与中国是两种不同国情的国家，他们的教学方法并非适合我国。美国人允许成人配枪，中国能够这样做吗？美国的教育方式是想减少引发犯罪欲望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的教育出发点是保持国人纯洁的内心，教人重德从善。盲目把外国的教育理念搬到国内来，这要想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教给学生知识，目的是要让其学以致用，而不是说教一套，做一套。老师若想锻炼学生思维，又偏爱刑侦领域，要求学生写作银行防范打劫计划书、行人路者防范抢夺计划书，不也行吗，干嘛热衷于“教唆犯罪”？现在就业的压力仍然很大，许多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他们在校期间获得了暗示，且又有“实践经验”，假如有人真的按图索骥，冒险去抢银行，这种后果该会多么严重！

　　锻炼思维路径很多，“打劫银行”不是锻炼思维的理由。任课老师教授学生“打劫银行”知识，暴露出高校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一些教师特别是年轻老师，脱离实际，意识现行，或标新立异，不顾及后果，或剑走偏锋，求立竿见影效果，以此来影响学生的行为，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高校应该认清自己教书育人的使命，加强思想领域净化教育，督促教师经常深入生活，了解实际，授给学生积极向上的知识，不要鸠夺雀巢，“抢”了刑侦人员的饭碗。只有老师明白自己应该授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不该教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要求学生写作打劫银行计划书的怪现象才不会出现，弟子们在校期间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和如何做人，走上社会之后才能派上用场，路也才能走得顺畅一些。

　　【观点五】

　　舶来的“打劫教育”使不得

　　□ 张兮兮　　

　　这个题目其实很有意思，学生肯定兴趣盎然。老师的初衷也很正确，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但这种据说是从哈佛大学商学院舶来的教育手段，是否就真的适合中国的学生呢？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中国古语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存在水土不服的“个性”。照搬西方教育手段的前提是要看国情是否与人家相同，相互的教育理念和学生的认知水平是否接近。然而我们很清楚的是，不但我们国家与美国的文化背景文化历史本就不同，教育方式也区别在中国培养的学生注重“解决已知问题”，而西方国家主要培养的是学生“探索未知问题”的能力。

　　致力“打劫教育”的老师强调“打劫教育”是哈佛大学用过的教育手段，其意很明显是将之作为“先进经验”舶来，并强调“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位教师忽略了中西方世界观的原点——西方的观点是人的原罪说，认为人是充满欲望的动物，天性邪恶；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观点都是人之初性本善。在认识上的起点不同必然会造成教育方式的不同，所以西方的教育出发点是找出人欲望之根本，“打劫教育”式手段的教育目的是带领学生“探索未知问题”，减少引发犯罪欲望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的教育出发点是通过学习过往的事例，总结经验和教训来“解决已知问题”，保持国人纯洁的内心。

　　人都是具有双面性的，都有潜在的“恶”的一面。在中国实行“打劫教育”，无疑是隐性地挖掘埋藏于学生心中的恶之源。如果单纯认为“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不会轻易盲从和模仿”，那就大错特错，背离了大学生道德现实。要知道随着近年来就业压力的巨增，大学生身份优越感的消失，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犯罪事件屡见不鲜。在2001年的调查中，当今社会中，大学生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占17%，而1965年这个数字只约占1%，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只占2.5%。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矛盾的加剧，这一数字到今天更是有增无减。根据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例的调查和总结，刚毕业大学生犯罪人数占大专以上犯罪群体的比例2005年为48.4%，而2007年为54%！数字是惊人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诚然，中西教育体制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现代教育手段上也确实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西方的教育一定比中国的好，西方的任何手段我们都能拿来用，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崇洋”的意见。

　　现今社会环境比较复杂，和普通人群相比，大学生是属于素质较高的群体，其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强，但也因其年轻、不成熟、意志薄弱，加之家庭、学校管理力度不足，社会就业压力巨大，一时糊涂就很容易走向犯罪。因此，社会和学校应加强对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环境的管理，更应当加强思想道德的正面引导，像这种舶来的“打劫教育”真的是使不得啊！

　　【观点六】

　　教育在大学前已失败

　　□ 邓清波　　

　　对此事件，有评论认为这是暴露了大学的堕落，因为“打劫银行”毕竟是违法且不道德的。实际上，这件事暴露的不仅仅是大学的堕落，更暴露了教育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失败。     

　　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可是，从报道来看，在这样的“作业”过程当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大学生对老师布置的这种作业表示过质疑、抗拒，而是所有学生都乖乖地去做了，而且有许多学生还做得很起劲、很有趣。这说明，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之下，所有的学生们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早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只知道埋头去做，从来不敢怀疑、不敢提出自己的主见。

　　布置这个作业的教师宣称：这是国外的教育方式，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用过的教育手法。由于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不会轻易盲从和模仿，因此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我要说，这位老师是“食洋不化”，他忘记了这是在中国，他是在教中国的、一群从没完没了的考试中筛选出来的大学生。

　　在作业上的“全盘西化”，是必然要出问题的。这些大学生对作业的如此高度顺从，本身就表明他们的道德意识之淡漠、怀疑精神之阙如，而非教师所说的“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担忧，这位教师的这种作业会误人子弟。

　　我们不是要一味指责这位教师，一味批评大学的教育。事实上，按照现在的教育流程，一般学生读完中学进入大学时都超过了18岁，属于成年人，这是个事实。那么，如果成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则这种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当是在大学之前的学生时代就已经形成。换言之，让学生懂得和养成一些做人的基本的价值观、锻炼基本的行为判断力，这都是小学和中学就应该已经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些大学生对作业的盲从、道德敏锐性和判断力的匮乏，实际上暴露了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就未能学会一个成年人应该学会的道理。换句话说，中国教育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失败了。

　　我不知道，在哈佛大学会不会有学生对这样的作业表示质疑、抗拒，但是，在这所中国大学里的学生们无人怀疑老师这道作业的道德风险和合理性，则说明大学通过竞争激烈的高考选拔出来的大学生，确实有很多是缺乏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这是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失败，大学不仅无力纠正这种失败，而且是在重复这种失败。我们的教育除了教会学生认真去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并没有教会他们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一言以蔽之，这是整个教育精神、教育体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大学的堕落”。

　　【观点七】

　　理应宽容“打劫银行”

　　□ 陈光豪　　

　　消息甫出，网上质疑声音此起彼伏，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教师有教唆学生抢银行之嫌”。对此，笔者不以为然，这不过是一个教育创新罢了。

　　我们首先必须厘清一个概念：让一个人懂得更多的抢银行“知识”，并不等于教唆他抢银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份策划书是银行面试这些大学生时的考题，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想让新员饣晃凰伎?rdquo;，尽可能想到各种作案手法，以提高防御能力。

　　事实上，若真要把犯罪知识的增多与犯罪率的提高看成正比关系，那我们在生活中还要担心许多事。比如，要掂量掂量书店能不能卖刑侦学的课本，因为对有犯罪意图的人来讲，破案知识就是作案知识。又如，警察要特别留意防抢演练中的“劫匪”，因为他有较多的“抢劫经验”。可这不荒唐吗？

　　其实，这个社会每天也在到处“传授”作案知识。比如，警方提醒不要把包放在自行车前框，实际上也在告诉人们抢前框的包成功率更高；报纸提醒读者最近又出了新骗术，实际上也教会了一些人新骗术……但你能说这些提醒没有必要吗？如此说来，尽管这些直接或间接传播的作案知识难免会诱发个别人犯罪，或者提高作案“能力”，但这也是必要的社会成本。

　　就像当初笔者在上法医学的时候，老师说“把尸体支解成块后沉入湖底，就不容易浮出水面”，而大家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因此想着杀人抛尸。难道因为一份“打劫银行”策划书，社会就要担心一些学生会蠢蠢欲动？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倘若哪一天这些大学生遇到劫匪抢劫银行，不论他们是银行职工还是普通顾客，或许会因为这次策划经历，而提高了应变能力。

　　【观点八】

　　“抢银行作业”并不可怕

　　□ 赵志疆　　

　　国内教育观念的落后饱受诟病，但有时候觉得教育工作者其实也很不容易——因循守旧不免被人斥责为思维僵化，而突破创新却又难逃“此乃哗众取宠”的指责，这位布置下“抢银行作业”的老师，更是被直接扣上了一顶“教唆犯罪”的大帽子。 

　　反对者个个义愤填膺，理由无外乎担心学生“学以致用”云云。那么好吧，如果我们修改一下作业计划，将“打劫银行”换成“抢夺敌军弹药库”如何？倘若布置“打劫银行”的作业就是教唆犯罪的话，安排学生“抢夺敌军弹药库”的老师是不是可算得上英雄了？其实，“纸上谈兵”的作业终究只是锻炼学生思维的一种方法，“银行”也好、“弹药库”也罢，都只不过被假设为了所要突破的困难，仅此而已。 

　　还有，如果“抢银行作业”真的具有足够的威力，我倒觉得应该由银行主动邀请学生来完成——对于银行来说，还有什么比及早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更重要的呢？ 

　　依笔者看，要想真正扭转当前落后的教育观念，不仅要鼓励创新，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适合锐意进取者生存发展的空间，而不是刚一露头就急匆匆一棒挥舞过去。

　　（本版文章据相关媒体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