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这举国欢庆的年份里，我们汾酒厂与祖国同步，也迎来了60周岁生日。回顾总结六十年汾酒厂的风雨历程，取得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对于激励后人，发扬光大我们的汾酒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于1950年由省府人事处，分配到省税务局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山西公司管销科工作（科长杨健），主要负责杏花村酒销售，从此与汾酒结下了不解之缘。1951年3月管销科分出陈福太与我等3人，在接收太原酒业专卖处改制股的基础上组建太原改制厂，归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山西公司，仍由管销科主管，陈福太任厂长，主要业务是杏花村汾酒厂产品的灌装、包装与销售，同时生产黄酒。1953年工商分开，太原改制厂划归山西省专卖事业公司太原采供站，降为加工股。1954年12月12日与杏花村汾酒厂合并，改为太原加工组；1959年6月迁回杏花村，马道坡旧址留为杏花村汾酒厂驻并办事处（地址变迁：1952年由太原市帽儿巷迁至太原大东关，1953年搬至马道坡）。弹指一挥间，60虚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个人的成长、荣辱都伴随着钟爱的汾酒事业，对汾酒厂具有深厚的感情。在这建国、建厂60周年，也是自己从事汾酒工作近60年的喜庆日子里，认真回忆研讨汾酒厂变革发展历程，以事说史，以史为鉴，是每个汾酒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时过境迁，年老失忆，有些事难免挂一漏万或记忆差错，谨供同事们讨论研究参考。

　　众所周知，汾酒已有1500多年的酿造史，作为白酒名牌，早就驰名中外，名闻四海。必须提及的是，作为现代汾酒奠基人的杨得龄老先生创建了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酿酒作坊（义泉泳）和中国白酒第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晋裕公司），老白汾酒于1915年就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质大奖，曾两度在国际上蟾宫折桂，先后六次在国内夺魁；杨老先生还研制出“白玉”、“竹叶青”、“玫瑰”及“黄汾”、“五加皮”、“三甲屠苏”等系列品种，杨老先生之功业贡献，惠及万代，永照千秋。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义泉泳酒坊及晋裕公司终于1947年破产倒闭，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的杏花村名酒从此熄火停产。1948年6月，汾阳地区全境解放，党和政府肩负起恢复发展民族工业的历史重任，高度重视汾酒名牌复产工作，汾酒事业迎来了历史上快速发展的春天。现将建国后60年之汾酒发展状况分三个时期简析。

　　一 第一个时期，恢复生产，建厂立基，1948年-1960年，大致12年时间。这个时期大致可概括为两个阶段。　　

　　1948年-1953年，建厂伊始，恢复生产。

　　汾阳解放后，于1948年6月吕梁区党委派原孝义县县长杨汉三同志（杨得龄之子）回汾任经理，在原义泉泳基础上组织恢复汾酒生产，暂定名为汾阳杏花村专营酒店。杨汉三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回杏花村，四处寻找失散工人，组织人员抢修设备、设施，想方设法调拨粮食辅料，日夜吃住现场，克服了重重困难，仅用五个月时间即恢复出酒，优质汾酒送到西柏坡，毛主席用汾酒宴请了苏联外长米高扬。杨经理为恢复汾酒生产立下首功，完成任务后调出南下。

　　1949年5月，太原税务局以原已接管的“义泉泳公私合营汾酒公司”、和“杏花村晋泉公公营酒厂”（同时调来20名酒工）正式合并，更名为“华北酒业专卖公司汾阳杏花村公营酒厂”，隶属于华北酒业公司和太原税务局双重领导。建厂初始，由于生产工艺改变，加上管理制度不健全，人员思想不统一，虽产量大幅提高，但酒的质量下降很多，造成产品滞销积压。发现此问题后，于当年9月上级及时调派杨健同志任经理，来厂进行专项治理整顿。杨经理有很强的管理和领导水平，他以确保名牌优质为指导，讲究工作方法，以巧妙的方式解决领导与职工的思想问题，建立规章制度，调整统一生产工艺，精简闲散人员，全面进行治理整顿。同年11月省公司又委派陈福太同志，担任党的组织领导，同时兼任副经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酒厂很快恢复良好生产秩序，产品质量大幅回升。完成任务后，杨经理于1950年元月调回省专卖公司任职，仍分管酒厂及专卖方面的工作，他是汾酒从接收建厂、到初始发展阶段做出重要贡献的人。

　　1950年－1953年5月，酒厂工作由孙维屏经理负责。孙经理虚心谦让，有自知之明，善于与人合作共事，群众关系好。他从汾酒工艺上得到启发，认识到酒好是工艺好、人才技艺高，从而尊重当地人才，重视群众智慧，团体效能发挥的较好，离职多年后，当年老职工仍有良好评价。

　　在孙经理主持下，1951年初国家投资在西堡村“五里东”水地进行第一次扩建，1952年9月投入生产，形成最早的现代汾酒厂址。1953年元月更名为“山西人民政府工业厅酿酒工业管理局杏花村汾酒厂”，行政领导由“经理”改称“厂长”。

　　这一阶段，先后三任经理及工作人员，虽任时不长，但他们在弥补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历经艰难，克服重重困难，很快恢复汾酒生产及声誉，满足了当时人民群众及国家的需求，是现代酒厂“创业立基”的一代。

　　1954年初—1960年底，初具规模。

　　1953年5月孙维屏厂长调回省酿酒管理局，由孙振世副厂长代理厂长主持工作，到1954年9月底马斌同志调来接任厂长，1956年4月张子良接替马斌任厂长，1957年5月李毅先接任厂长，1959年7月至1960年12月由胡彭龄同志任厂长；前后七年多时间，连续更换了5任厂长，再加上五、六名副厂长级行政领导，这是企业少见的怪现象，工作状况不言而喻。此阶段企业虽经1956年至1959年第二次扩建，增购西堡村土地300多亩，生产规模能力扩大到每年2000多吨，职工人数增至400多人，形成一定的规模基础，但由于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浪费严重……多次受到上级领导及报刊的严厉批评。作为当年的见证人，每每回忆起这段羞辱的历史，我的心情总是十分沉重，

　　作为一个汾酒人，牢记此段沉痛的历史教训，认真分析原因，以警示后人，防微杜渐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是国际、国内大形势的影响；政治运动不断，人心不稳，思想混乱，政治思想及组织工作不善，频繁的主要领导更换，削弱、淡化了组织、政治及人事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其次是管理体制不顺，企业运行环境不畅，汾酒从接收到恢复生产以来，虽然生产在汾阳杏花村，包装销售在太原加工厂，由专卖公司杨健经理处统管调配，1954年以后工业生产归口工业厅，包装销售又划归商业厅，两部门常因利益分配及工作交叉发生矛盾，1954年6月管理权下放到榆次专区企业公司，更名为“山西省榆次专区地方国营杏花村汾酒厂”，而包装、销售改归太原市采购站，又增加了管理层次。作为下级的酒厂常常处于无所适从，受夹板气的状态是必然的，基层领导者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来应付处理这些来自上级的矛盾和问题。直至1958年7月汾酒厂产供销统归轻工厅领导和管理，更名为山西省地方国营杏花村汾酒厂，1959年6月太原加工组搬回杏花村总厂后，管理体制矛盾才逐步缓解。

　　二  第二个时期，整章建制，稳步发展， 1961年—1993年33年，这一时期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1—1967年，整章建制，企管入轨。

　　省府领导高度重视汾酒厂存在的问题，在协调汾酒厂统由省轻工业厅管理，体制问题基本理顺的基础上，针对当时酒厂的烂摊子，严厉批评轻工业厅及汾酒厂领导：“你们把山西乃至全国的老名牌弄成这个样子，丢了老祖宗的人，对不起千秋万代子孙，是败家子、历史罪人……”，并限期进行整改，要求三年改变落后面貌。在此高压下，由时任食品处处长的13级高干秦斌同志及厅机关党委杨书记等人组成专项工作组，蹲点汾酒厂专项进行整顿。工作组有责有权，大刀阔斧地开展整治工作，很快见到了成效。整顿期间先后调出30多人，选拔调进陈介德、王元泰、徐惠珍等多名优秀科技人才，秦斌处长于1960年底正式留任厂长，责成榆次地委选拔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刘风亮书记于1962年到任。不久，企业党组织由过去的总支部提升为党委，刘风亮同志任书记，常贵明同志为副书记，秦斌、温荣、吴寿先、齐印增等同志为党委委员，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秦、刘班子上任后，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从质量抓起，从科研入手，建立健全多项制度、规范、章程、标准，责权利层层分解，逐步形成班组五大员管理体系，厂风厂貌焕然一新，产品数量、质量及经济效益大幅提升，并连续保持历史最高水平。1963年全国名酒评比，汾酒蝉联国家名酒，竹叶青酒也评为国家名酒；汾酒厂由过去的三类企业一跃成为“五好企业”，1964年汾酒厂被山西省府评为继石圪节煤矿后又一面“红旗企业”；1965年被评为全国轻工行业“学大庆标兵企业”，在全国白酒现场会上系统介绍管理经验；省委批转轻工厅报告，要求全省工交战线认真推广杏花村汾酒厂的经验。从此汾酒厂在全国各地声名远扬，奠定了以后的社会基础和发展基础。如果说，第一时期仅是创建了一般社会企业的必要基本框架，而这一阶段才是真正创建了现代优秀企业的雄厚基础，秦、刘前辈不愧为现代汾酒事业前期的奠基人。

　　1967-1974年，文革军管，坚持生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社会动乱的影响，1967年元月群众组织联合夺权，原党委六名成员统统下放顶班劳动，随时接受批斗或陪斗；3月13日成立“山西省地方国营杏花村汾酒厂革命委员会”，简称“3.13革命委员会”，又称“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3.13革命委员会由13人组成，原副厂长温荣任主任，郭运昌、齐印增、韩成发三人任副主任，下设四大办事组。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一手抓运动，一手抓生产经营，我主要负责“抓生产”工作，一年多时间企业维持了一般的生产经营秩序，没有受到重大影响。1968年6月12日厂里某派组织联合社会武斗队再次进行夺权（简称6.12夺权），此时温荣同志病休在家，革委会工作由我主持，我被作为夺权对象关押受辱。1969年7.23布告发表后，解放军王道义等四人驻厂，动员全厂职工再次实行革命大联合，恢复组建新的革委会，王道义同志任革委会主任，温荣等3人为副主任；1969年10月王道义同志调回部队，由新的军代表贺德意同志接任革委会主任；1971年秦斌，刘风亮二同志先后“站出来”，任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5月秦斌同志调离汾酒厂，刘风亮改任革委会主任，贺德意只继任党委书记(直至74年11月离厂)，常贵明、吴寿先二同志任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动乱中，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汾酒厂的党政领导尽管受到错误的批判，受到几次夺权、互夺权的冲击，但由于过去良好的基础管理教育，广大职工照常按制度执行，照常上下班坚持生产，没有非正常停产过一天，许多老职工自动组织起来护厂保安全，产品质量、数量、成本、利润等经济技术指标仍保持一定的水平；而且文革后期，汾酒厂最先消除影响，实现联合，落实干部解放政策，是文革后遗留问题最少的单位之一。这除了得益于党的领导和政策好以外，和秦、刘班子整章建制，聚心教育，留的一个“酒好，人好，工作好”的扎实基础是分不开的。

　　1974年-1993年，改革初期，快速发展。

　　1974年9月，刘风亮同志回任党委书记，常贵明同志提任革委会主任，吴寿先同志补选为党委委员；1975年10月常贵明同志兼任党委副书记，齐印增、胡兵同志提拔为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5月，根据省革委办公厅13号文精神，各企事业单位一律不设立革命委员会，牌子印章一律用单位名称，工厂行政负责人为厂长……1979年7月刘风亮同志调省轻工厅，常贵明同志转任厂党委书记，吴寿先同志提任为厂长。1985年元月汾酒厂试行公司制改革，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汾酒厂改名为汾酒总公司，实行扩厂经营策略，常贵明同志任总经理，宋德晋、齐印增、文景明三同志任副总经理，改任吴寿先同志为总公司党委书记；但是总公司存时不久，为适应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和省政府关于“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名称不变为好，以保存杏花村汾酒传统声誉”的指示，同年10月企业又恢复“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常贵明重新任命为厂长，下属机构及人事任免作了相应的调整。经过几年的积极准备，1988年5月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快速发展壮大的需要，全面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实行集团化管理和集约化经营，经省政府正式行文批准，以原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为核心企业，万吨大曲、企业公司、汾青、白玉等六个紧密层企业，40多个松散层企业组建杏花村汾酒集团，企业定位为科、工、贸相结合的一体化集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常贵明同志任董事长，吴寿先、齐印增、文景明三同志为副董事长，聘任常贵明兼任总经理，齐印增常务副总经理，其他班子成员相应升格职务。以此为标志，汾酒厂又一次实现了质的飞跃，升格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按照集团经营与发展的需要，1992年取得进出口经营权，成立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进出口公司”。1993年在扩大完善集团的基础上，进而组建了“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在全省率先实施股份制改造，在原杏花村汾酒厂基础上进而改制为“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创全国白酒行业首家上市之先例。至此基本实现了体制转换，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大型企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厂敢为人先，大刀阔斧实施改革，率先进行了企业扩权、利改税、厂长经理负责制、经营承包制、横向经济联合、资本运营股份制改造及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等工作，较快较好地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抓住机遇，自我发展。于1981年起开始争取改扩建计划列项、征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吃尽千辛万苦，攻克各种难关，经过了近三年的努力，终于争取下汾酒厂历史上最大的扩建项目，从1983年后半年开始动工建设，前后三期建设，共净增8000吨/年的生产能力，总投资8700多万元，于1985年全部竣工投产，为企业后续发展增加了后劲。汾酒事业推向了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继1986年在全国酿造行业第一家荣获国家最高企业质量管理奖之后，1988年取得首届中国酒文化节“王冠奖”，汾、竹酒及其系列产品通过国家质量认证，1990年获得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企业产品质量、数量、利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连续几年被评为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之一，综合经济效益从1988年起连续六年在全国白酒乃至食品行业遥遥领先，被誉为同行业的“排头兵、汾老大”（据会员厂统计资料：1987年实现利税茅台酒厂1391万元，五粮液2208.8万元，汾酒厂8830.58万元），汾酒厂被选为全国名白酒协作组组长厂家。这是一段值得我们汾酒人骄傲的，最为辉煌的时期。

　　三　第三个时期， 1994年——2009年

　　1993年10月，常贵明同志任党委书记、集团董事长、股份公司董事长，郭双威同志任股份公司总经理，张德胜同志任集团公司总经理。随着改革开放搞活不断深化，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规范，中国白酒及食品行业迅猛发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而我厂深层次问题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使我厂在行业中绝对领先的份额逐步缩小，1994年失去 “六连冠”桂冠，而后连年下滑，直至后来掉到10名以后。当时采取了不少措施尽力扭转退势，如在营销方面组建了自己的地区性销售公司，采取多渠道、少环节、多手段销售策略，已经初见成效并取得经验。

　　1996年4月高玉文同志正式到位，任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郭双威同志继续任股份公司总经理。新班子艰难工作，虽经不懈努力，但由于1998年初发生毒酒案后，营销工作受到重大打击，汾酒市场占有率下降，生产能力闲置问题突出，效益整体滑坡，这一时期无论纵向上与辉煌的过去比，还是横向上与发展迅猛的川酒、皖酒、鲁酒比都差距明显，尽管汾酒厂仍然是山西的利税大户，但其综合效益与五粮液、茅台等已不可同日而语。以上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准确，以见仁见智吧。

　　2002年-至今，励精图治，逐步回升。

　　2001年后半年郭双威同志接任党委书记、集团公司及股份公司董事长，2005年7月11日李秋喜任集团公司总经理，赵严虎同志任股份公司总经理。2005年6月30日韩建书担任股份公司总经理。企业进入了“再次创业，负重爬坡，奋力追赶”的时期。应届班子正视现实，艰难努力，全面进行整顿调整，在理顺人心，管理上档，规范和扩大集团运作，营销机制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把汾酒特色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提升转化为生产力，经营文化，文化经营，已经初显强大的生命力。2008年销售收入突破30亿，实现利税10多亿元，行业排名回升至第五位，这一切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尤其令人兴奋的是三年发展规划，力争2011年达到销售收入55亿，实现利税17.5亿，确保两位数的年增长速度，全面启动汾酒新工业园区建设，力争恢复全国行业前三地位……作为一名已退休十多年的老汾酒人，我衷心希望并且坚信汾酒再次振兴的高峰一定会来。

　　认真总结分析解放后汾酒厂60年的历程，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高峰也有低谷，但总体主线是发展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传统到现代化，是一部艰辛痛苦的发展史。其中大致有45年是健康发展时期，前期创造了3个高峰；一是杨汉三、杨健等老前辈在弥补战争创伤，一穷二白基础上恢复生产建厂；二是秦斌、刘风亮等老领导整章建制，规范奠基，真正形成五好工厂企业；三是常贵明、吴寿先、齐印增、文景明等同志组成的班子集体，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壮大，与时俱进，建立现代化的集团企业。认真总结分析60年的成败得失，发生过哪些重大的事项，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为什么能够成功？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原因何在？怎样才能延续并光大我们的汾酒事业？确实是值得研讨的重大课题。

　　（此文摘自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主办的《汾酒天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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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感言

　　全国大报《经理日报》作为全国成千上万企业家的平台，企业家阶层的声音，发行全国各省、市、区、县等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媒体，受到国内外企业、经销商和一些国家政府的好评，国务院在接待某些国家访华代表团时曾重点介绍《经理日报》。本报记者李长清曾与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连续合作10多年，为客观地弘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精彩的，已在前两年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宝国酒汾酒文化，做了许多独特的、有益的报道，为汾酒企业的振兴进行了深入人心的宣传，经销商和消费者反映很好。2009年10月10日，本报记者赶到汾酒集团在郑州参加秋季全国糖酒会的驻地黄河迎宾馆，会见了董事长郭双威、销售公司总经理郑开源，送去了1000多份宣传《竹叶青酒：中国第一保健酒》的文章。在郑州秋交会主会场汾酒展厅，本报记者见到了汾酒集团总经理李秋喜先生，把一份报纸送给了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记者回到成都后，和另一位本报记者合作报道了杏花村汾酒和茅台酒在郑州全国糖酒会上的风采，我们还把这些文章当面送给了全国糖酒会当家主角北京国家中糖司办公室主任何继红女士。

　　11月上旬，记者从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得知，郭双威董事长已到60岁的退休年龄，正式将“接力棒”的历史使命移交给总经理李秋喜先生。记者很早就曾听说过郭双威的“汾酒理想”中计划在2015年实现销售业绩60亿元。只是他们没有授权，所以，我未作及时报道。我在11月初，赶至杏花村要采访李秋喜董事长，他太忙了，我只是在他走出办公室时见了他一面，给了他一份书面采访。过两天我就返回成都了，又是一个遗憾啊！

　　他们曾邀请我去郑州参加“汾酒论坛”，我去迟了，没有参加，真遗憾。我在郑州就听说，在郑州的“汾酒论坛”上，李秋喜先生在会上洋洋洒洒地讲了要在2015年国酒“杏花村汾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唯一甲等金质大奖章100周年之际，实现汾酒销售收入达100亿元“双百”的宏伟目标，进入中国白酒排名前三甲行列，从2010年算起，用十年的时间，即2020年力争夺回白酒“汾老大”的宝座，让国人又看到了一位白酒界的经济脊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