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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影响一个群体的命运,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但经验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梦想都能“照进现实”,也并非所有的个体都能成为样本意义的“孙志刚”。《中国式民工》上架待售之际,不妨让我们冷静地思考:这本书将改变谁的生活?
最有可能的是周述恒个人生活的“改善”。出版商紧锣密鼓宣传、媒体连篇累牍报道,造星之势难挡。我们无从知晓周述恒能得多少“稿酬”,但对比农民工兄弟们,周述恒是幸运的。他曾公开表示“要改变我的东西就是要钱”,可以预见,他似乎是可以改变一下自己了:满足老婆修一套房子的小愿望,也会有更多时间完成自己的第二部作品,甚至收到不少用人单位抛出的橄榄枝。
此外,出版商也有可能因此赚个盆满钵满。出版《中国式民工》本就是一项商业投资,挤进“畅销书排行榜”才是王道。在全国数十家媒体密集轰炸之后,“打工作家”的噱头足以吊起公众的胃口。在阅读需求被反复撩拨后,营销的预期收益似乎正逐渐明朗。
经历总能让我们找到相似的样本。2003年,农妇熊德明够幸运,因为总理亲自帮她讨薪,但时过境迁,欠薪仍是不少打工者的心头之痛;2009年,河南工人张海超“开胸验肺”经媒体报道后,张海超得到了应有的职业病鉴定结果和补偿,但这样的事情最终也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胜利”,仍有更多的职业病患者维权无门。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末,中国农村仅外出务工人数已超过1.5亿。在这1.5亿中,有多少人无论阴晴雨雪都得钻矿井、爬脚手架;有多少人因负担不起子女高额的读书费用,不得不让下一代重走自己的老路。
社会现实似乎比任何一本小说都精彩,而改变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无需靠一本《中国式民工》来说事。真正改变这个群体的命运,需要各级政府像中央要求的那样以人为本,把公平正义作为施政的重要出发点。只有公权力基于良心和道义,基于推进国家的文明进步,锐意推行社会改革,才能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中国工人”有尊严有体面地劳动与生活。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易艳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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