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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良性循环正在让中国加快过渡到下一个发展阶段。薪资的上涨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最好的低成本制造业基地，相反，它为低附加值就业岗位向国内欠发达地区转移、高附加值行业在过去以制造业为导向的沿海富裕地区发展奠定了基础。
薪资上涨压力的增加应该不出北京意料。中国的人口结构预示着劳动人口的新进入者数量即将减少。大家都在说，中央政府意识到靠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功后受到了威胁，正在为迈向更均衡增长的艰难转型做准备。这不仅意味着出口需求与国内需求之间更加均衡，同时也意味着内陆省份相对于沿海省份将取得更快的发展。
北京已经在推动制造业就业岗位向内陆省份转移，从而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活动带往廉价劳动力供应仍然充足的地区。这样做，给那些在过去30年沿海地区经历出口繁荣期间落在后面的地区创造了就业，同时还有助于中国制造企业维持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成本优势，至少维持一段时间。
薪资上涨不仅迫使企业把产能转移到内陆，也有助于提高消费的增长速度。在多年向出口企业提供隐性补贴之后，中国政府恢复了人民币升值进程，同时允许薪资加快增长，终于在为家庭购买力的切实增加创造条件。可能有人说风凉话说，政府在这两方面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结果却是最重要的。
随着越来越多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决定向内陆转移产能，深圳会剩下些什么呢？富士康生产苹果产品的产能会暂时留下来，中国领先企业应用软件公司金蝶国际、办公设备精密零部件生产商亿和精密也会留下来。换句话说，留下来的将是那些在价值链上往上转移的民营公司，它们需要有更多工程师、程序设计师和管理人员等高端人才，而不是大量低技术劳动力。
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制造企业最终会不会选择把产能迁出中国？很多公司已经这么做了。但外迁现象只会影响到价值链的最低端。虽然工资上涨了，鼓励高端制造业留下来的因素还是有很多，更不用说中国国内的需求必将增加。
例如世界最大的办公设备企业佳能(Canon)，最近就宣布计划把打印机产能迁往中国，以便更接近于全球需求增长的最大源头。世界最大电脑屏幕生产商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则在武汉增加了产能，明显是瞄准中国将来的需求。与此同时，该公司并不打算向国外转移产能，因为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缺少工程和管理人才。
从形势来看，工资涨幅最终肯定会超过GDP，因为议价能力正在从制造企业向劳动者转移。中国将来的问题更多地不在于低端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因为很多这类岗位将会搬到欠发达的内陆省份，而是在于如何让高技术人才赶上沿海地区出现的新机会。
（作者J.C. de Swaan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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