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瞭望东方  

  6月末，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官去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此举引爆了沉寂多年的一个话题，使得主动辞官者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之风松动了私营经济的土壤，由此催生了第一代辞官下海的弄潮儿。这一风潮持续十数年，在90年代初和2000年前后又形成两次爆发，形成中国官员的三次下海潮。这批下海者更能代表现今官员下海的状况，而他们这些年的经历，也多少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态。  

  规避“风浪”

  企业拥有者是少数  

  无论从政治经历还是下海之初的从商经历，刘从梦都曾经是第三代下海官员中的佼佼者，尽管如今的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刘从梦下海之前担任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1998年，52岁的刘从梦加入格林柯尔集团。这前后几年的格林柯尔正处于强劲的上升期。2001年，格林柯尔斥资5.6亿元，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20.6%的股权。

  当时代表格林柯尔洽谈收购科龙一事的正是刘从梦。2001年末他加入科龙，次年1月30日出任总裁，可谓一帆风顺，在第三代下海官员中一时无俩。

  2005年，证监会立案调查格林柯尔，格林柯尔集团随即轰然倒塌。身为科龙总裁的刘从梦曾一度被怀疑是否能从顾雏军案中洗脱干系。后来他“临阵倒戈”，指责顾雏军在科龙一手遮天，并表示自己对公司很多事务并不了解。2006年，科龙易主海信，刘从梦也从科龙全身而退。

  这之后，刘从梦逐渐淡出公众视野。2006年1月，刘从梦在广东省工商局注册成立广东京盛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但这家创立至今4年多的公司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网上关于这家公司的消息更是寥寥无几，公司也没有自己的网站与主页。

  如今，在一些地方报纸上偶尔还会出现刘从梦的名字，但在他董事长的名头前面，大多挂着中华全国老人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或是广东省四川商会会长的称号。

  总体来说，下海官员选择自我创业者仍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成熟的公司来规避“海上的风浪”。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这些进入民营企业的下海代表，不少人又回到了国有资本的怀抱。

  事实上，经过一番市场的洗礼，真正留在民营经济“深海”中的官员依然是少数派。据《投资者报》对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统计，截至2009年末，民企聘用前官员的比重较小，在民企任职的前官员占下海官员总数1599人的比重只有21%。  

  不是靠从政的过来

  就能解决问题  

  大浪淘沙。被称为中国税务系统迄今下海最高官的百大集团董事长徐刚说，除了媒体还在关注的个别人，与他同代的官员下海后大多数都被“淹没”了。

  徐刚认为下海官员和民营企业家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形成认同：一方面，他们这批下海官员得不到民营企业家的信任，另一方面，双方的出身差别造成了两个群体的隔阂。“毕竟从小苦出来的老板和我们这些从机关下来的不同，文化背景、出身、思考习惯都有区别。这种情况下，两个人是会有冲突的。”

  “下海官员很难融入民营企业家这个圈子。”徐刚说。

  近年来的另一个趋势是，辞官下海的官员越来越鲜见，尤其是集中的官员下海潮几乎绝迹。这背后的原因何在？徐刚分析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有关。

  “而在政府体制内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位置，也是不愿意过去的。那边的企业说，有总裁的位置给你，给你100万的年薪，你可能愿意过去。但是，人家凭什么要给你100万？给你总裁的位置？一是对你不够了解，一是大家其实都明白，市场经济下，不是靠一个当官的过来，就能解决问题了。”徐刚说，“没有一个好位置或好待遇，你当然不会去了呀。” 

  权力利润增加

  辞官下海减少  

  在官员下海热退潮的同时，近年来，公务员热和公选热却一浪高过一浪。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初期，政府提倡过官员下海，官员价值体系有过动摇。但随着改革深入以后，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这一现象别有一番解读，“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相比下海，在政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更是直言，官员下海潮的退却是因为“权力的利润比其他利润大得多”。而其原因在于，现在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不少改革在原地踏步”。

  这个观点得到汪玉凯的呼应：“政府自身改革滞后，导致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借助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强。越到后面，中国的改革难度越大，因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往往把权力、资源、资本相结合。这些特殊利益形成的势力越大，官员下海的空间就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