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个很奇特的怪圈，文人拼命考科举得功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会告老还乡隐居故里，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近日，正准备出自己第26本专著《临安科举史话》的云南建水当地知名学者、建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科员田丕鸿如此告诉记者。

  而对于商人，“衣锦还乡”同样是一个财富梦的延伸。在留下一座座自己已无福消受的大宅院后，建水的朱家、建水团山张家给后人们留下的，还有那一个个对于财富的猜想。但仅仅只是猜想而已，没有多少人能猜透这纷繁世事后面的原因。  

  团山张家

  不是商帮胜似商帮  

  “建水团山的张家与其他商帮不同。严格来讲，张家不应该算作临安商帮。”张家后人、团山民居管理处主任张立永告诉记者。如今，他继承了一个挂着“皇恩府”匾额的老宅院，就连墙壁上的绘画，都还是祖上近百年之前建设时所画。

  张立永在大院内开起了客栈，顺带也为游客提供饮食。见到我们不久后，他接到一个电话，接完告诉我们：“是一个老外打来的，说明天要来旅游，让我准备15个人的配餐。不知道为什么，来团山的外国游客以法国人为多，占了一半以上。”他说。

  其实，这或许与法国人的怀旧情怀有关。百年前滇越铁路开通后，大量的法国人通过这条通道进入中国。而团山张家在个旧经营锡矿的商人们也因铁路的开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商机，迎来了财富积累的黄金时期。“建水团山的张氏族人，在外基本都是依靠开矿山发家的。如果归为商帮之列，肯定不合适。”张立永坚持说。后来，团山的4家人合伙，从个旧用马帮将大锡运往香港，回程运回百货经营，才勉强能和“商帮”一词扯上关系。

  即便这样，张氏族人们开设的商号，还是跨入了建水八大商号的行列，被人们称为“团山帮”，规模仅次于临安首富“朱恒泰”，商号遍及省内的蒙自、红河、建水，乃至越南、中国香港等地。在商业领域发迹之后，以张氏族人为主的团山人在团山留下了多座富丽堂皇的大宅院。如今这些保存完整的19世纪初风貌特色的原生态村落，被列入了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  

  首富朱家

  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建水朱家在临安城内留下的，还有一座名为“朱家花园”的大宅院。在“文革”破四旧时期，这座宅院因为驻军部队使用而免遭浩劫。宅院里有一眼井，穿着晚清服饰的导游会对游客们说，在往年降雨多的年份，井里的水面高于地平面，井水就通过井圈的小孔汩汩地流出来，通过雕成铜钱状的排水口流向后花园。但今年没有。游客照例争相从与地面齐平的井里捧出水来洗手，希望能沾到建水首富的财气。

  伴随个旧采矿业的兴起，以及滇越铁路的开通，朱家的财运亨通已是羡煞旁人。在经历了数代人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朱家在清朝晚期达到了财富的顶峰。在如今朱家院落内的资料上，展示了朱家的十多个商号曾经遍及成都、重庆、昆明、香港、广州、南宁，以及越南的河内、海防等城市，经营的产品从百货、药材、矿产到鸦片等方方面面。

  但作为深受儒学浸染的朱氏商人们，在获得财富的同时，内心或许一直在寻找一个商业之外的梦想——这个梦便是追求一种来自文化正统所赐予的身份认同感。读书、考取功名，一直是朱家世代对于后辈的希望。而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之后，朱家的经商史也达到了顶峰。

  但是政治权力的使用，对于从商的朱家来说同样是危险的。“官商，官商，历来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词。”田丕鸿说。在涉足政治领域之后，朱家的商业活动也增加了几分风险。当政治斗争兴起之时，这个靠近权力中心的“商族”成为了离危险最近的群体。

  如果朱家大院水井里的水平面继续这样下降，到了明年，游客或许将不再能够得着水面。大家想象中的“财气”，或许正像当年“滇南大观园”主人的家势一样，渐渐衰微消退。

  94年前的一天，这里的后花园还是朱家小姐的玩耍之地，危机正悄悄向朱家靠拢。因为叔辈朱朝瑛在护国运动中支持袁世凯，政治失势后朱家被第二次抄家。朱家家眷携子女逃往乡下避难，仓皇逃命中小姐写下了“春日始至气似秋，拂面寒风令人愁。祸福到头堪畏惧，诸叔为甚欲封侯”的诗句。

  94年之后，我来到这美丽的被称作“花园”的老宅子里时，我想我或许明白了，“封侯”对于中国历代文人来说，都是一个梦。而对于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商人们，同样是一个梦。对于朱家如此，对于团山的张氏子孙们同样如此。只不过，“封侯”梦在朱家人身上成功实现，并且让巨商朱家在商业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而这个梦最后成为了一场梦魇，将朱家带入了最后的时光。  

  临安商人与儒家文化  

  “临安？原来这里就是临安！”在听朱家花园的导游说朱家是临安商帮中的大户之后，很多人都会做出这样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实际上，这里并非他们从电视剧里听说的白娘子居住的那个临安。

  “在元代云南第一次成为行省之后，才最终结束了游离于中央直接管辖之外的状态。而此后设置的临安府，包括如今玉溪市的大部分、红河州的大部分、文山州的局部地区乃至越南的局部地区。”田丕鸿说。当时临安府之府治，就设在建水。临安商帮也不仅仅指建水的商人组成的商帮群体，而是滇南众多商帮组成的群体，“弥勒巨商王炽也包含在临安商帮的行列，建水帮只是临安商帮的一部分。其中建水朱氏家族是其中的翘楚。”

  在云南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行省之后，临安府作为一个独特的中原文化据点，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来自中原屯兵戍边的将士们，被贬的戍边学者、官员们，推动了这块土地的繁荣兴盛，并将先进的农耕文化以及儒家思想和哲学理念带到了这块“蛮荒之地”上。于是，华夏中原文明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相交融，诞生出了当地独特的商业、文化氛围，也在当地留下了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学政考棚、牌坊等古建筑。

  儒家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带来的另外一个积极影响，是形成了如今边地的稳定局面。而儒学的兴盛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变化，催生了当地文化、经济的繁荣。这种繁荣在明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儒学重农抑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正统思想影响下，当地的商业并无太大建树，因为商人甚至被排除在了“三教九流”之外。

  在随后的时间里，滇南地区的中原文化在农民起义等背景下开始走向衰落。占领建水的农民起义军曾经对建水实施屠城，加之滇南鼠疫流行，建水人口减少了四成，古城一度被毁坏，当地的经济、文化出现了断层。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封建王朝回光返照带来的文化、经济繁盛美景昙花一现。此时国门渐开，在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的双重刺激下，滇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现井喷状态。这或许就是云南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临安商帮在这个时期集中出现，并迅速达到历史顶峰的原因。

  据原建水县党史办、县志办主任杨丰介绍，到民国30年后建水本地商号已经有400多家，达到了鼎盛时期。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义成商号总共经历了5代人、120多年的时间才消亡。而借助临近边境的优势，建水本地商帮大量从事采矿、进出口贸易等业务，呈现出繁盛之势，建水朱家成为了其中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