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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走向，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事关民族的未来。因此，当下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机制应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离不开产业的升级和转移。
目前，中国的适龄劳动者虽然在总数量上仍在增加，但是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的渐趋枯竭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表面上的矛盾意味着今天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在视野、经验和教育上都要强于他们的前辈。这既是压力，更是机遇。社会需要更高技术层次的产业来吸纳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同时高技术层次的产业也需要更高素质劳动者的支撑。今天的科学技术领域依然处在一个应用技术可以大幅突破的时代，如果政府把单纯对GDP的追求变成对高技术和就业的追求，那么这种产业的升级不是没有可能。全球GDP第一，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科技领域一骑绝尘的结果。历史上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交椅，纳粹德国、前苏联和日本都坐过，但是无人能更进一步。如果中国在这一领域不能迎头赶上，那么中美将依然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产业层次。在全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空间也将遭遇无形的天花板。
相较于许多国家而言，我国的优势和劣势都在于战略纵深的宽广。这种纵深的宽广一方面无法让全民齐头并进地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不同层次的产业模式提供充足的空间。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对东部地区可能意味着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对于中西部可能意味着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最终形成科技引领东部，东部引领西部的阶梯型发展层次。
收入的提高终归还要靠劳动力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更高的劳动者工资必然意味着企业更高的利润；反之，只有企业更高的利润才能支撑起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靠低成本打天下的企业不可能扛起增加国民收入的重任。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收入的上涨归根到底还要依靠话语权的增加，产业的升级和转移有利于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话语权。政府在引导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还需要避免公权力过分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将权利的空间让渡给劳动者，让劳动者可以在公众的监督中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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