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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频
提到中国10+1商帮,第一印象,人们本能地想到晋商。
晋商可以代表中国商帮,不是因为作家余秋雨写过《抱愧山西》,也不是观众多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晋商的辉煌与没落——都是靠实力与年代积累起来并沉淀在山西的。今天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只是它丰富建筑遗产的吉光片羽,我们却因此穿越时间,依稀看清一个遥远与漫长的商帮背影——这些晋商,尤其是首创中国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先秦时,晋南一带就有商业交易。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但一个曾经流金淌银、光焰夺目的商帮,一个以诚信为本而著称于后世的商帮,到了20世纪80年代,却只有在作家的笔下、电影的银幕前才可看到,这切实而无情地告诉我们:晋商死了。
2009年,作者木萱子一本《晋商之死》,道出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关心的是,晋商为什么死了?追问答案,结论是:晋商死于自己手中。暴富之后的文化缺失,即信仰的缺失,让晋商在暴富中戛然死亡;晋商们最为宝贵的进取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存在的似乎只是埋怨与愤懑,还有恬不知耻的骄傲,就这样,晋商被自己夺走了“精气神”。
我们今天诚然关注商帮怎么老死,但我们更关注商帮怎么新生。
商帮变商会,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这种必然,从晋商商帮死去、晋商商会新生的一刻,就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印证。
晋商等商帮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会死后再生,却没能顺理成章地演变成当代经济?
暴富之后面临文化缺失,工商文化又缺乏传统底蕴,面对开放的市场,以晋商为代表,传统商帮纷纷踏着燃尽的余晖,走上末路,唱一曲让人叹气的挽歌。
在商帮倒下地新生的中国各大商会,今天蓬勃生长,粉墨登场。这是在以市场作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应纯粹市场理性与契约精神而生的。但商会在今天,依然留有浓厚的商帮阴影,在人情化的中国,它常常起到了一个“熟人社会”的作用。这距离现代文明与现代商业规则,依然很远。
现代商业规则的构建与共同信奉才是今天商会的出路。新商业文明既有一般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共同特征,也有自身新的特点,包括主体的新(网商)、环境的新(网络生态)、规则的新(网规)等。从经验上归纳,在新商业文明中,这些特征的事物包括:新基础设施、新商业模式、新组织、新价值观、新社会生活。
站在今天,从晋商商帮看到晋商商会,象征中国商帮死亡新生一轮回。如果说古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一个臣民社会走进了市民社会。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最缺乏的还不是亲情感、地域观、文化层次,而是许多商会的建设者自己还不具备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意识。
致力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商会研究和建设的伍继延先生,以他的实践经验与心得,曾一针见血地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天的商会组织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第一它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第二,它是和谐社会的组织者;第三,是民主政治的参与者。而现在,我们有几个商会、几个会长具备这三点认识呢?
中国商会新生与蜕变之路,依然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