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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漫
上市公司2010年年报披露工作渐入尾声。沪深两市有近300家已披露年报公司表示不计划分红或转赠股本，占到已发年报公司总数的32%，当中居然有54家公司超过10年没有以任何方式回馈投资者。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吝啬”与对企业高管的“大方”截然不同。股东分红“颗粒无收”，而高管待遇仍持续上涨的情况并不罕见。事实上，因股东约束弱化而导致公司高管得享不合理高薪已是一项全球性问题，而在国内更是几乎覆盖各个行业。即便是国有上市公司，也往往会表现出向全民股东“反哺”意愿弱化，高管薪酬模糊的问题。
其实，股东因公司绩效不佳甚至亏损而无法获得分红，股东也无可指责。但公司高管却仍旧能够享受到超值激励，公司经营状况与高管待遇回报之间失去了必须关联，就会受到各方质疑。在高管享受“高酬与低效齐飞”的背后，集中显现了上市公司股东话语权部分缺失、对管理人道德风险约束弱化的问题。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标准始终不甚透明，究竟是按照其行政职务为标准，还是参考市场规则，以及如何在两者间建立平衡等问题，都因此变得含糊不清。高管薪酬不透明与股东分红不到位，其实是彼此相互关联的两个因素。前者的存在直接决定了后者的泛滥。因为既然高管薪酬与股东回报无关，那么自然就无需认真考虑股东利益。
由此可见，解决A股市场利润分配与“内部人控制”问题，需要针对问题集中的环节来集中突破。除了建立上市公司的分红惩处、鼓励制度外，特别应该关注国有上市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的问题。如果国有企业的薪酬能够率先实现透明和公开，那么上市公司绩效考核与股东分红问题也将能够逐步得到改善与解决。就此而言，打破上市公司股东分红与高管高薪潜规则，理应从国有上市公司率先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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