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经济的青春期
[发布时间：2011-06-04 10:52:49 点击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战败国的地位，被迫与西方诸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样的历史局面，从一个国家的地理意义上看，或者从一个守土为疆的天朝政府看，的确是再屈辱不过的事情。但从一个经济体的商业贸易发展看，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晚清的贸易水平却由此扶摇直上，最明显的局面发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从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其市场结构，金融流动、贸易中心、航运物流，甚至包括了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方式，都产生了一种近似于革命性的变化。晚清出现了一种以财产私有制、企业具有获取利润和竞争的自由，以及个人消费者具有选择的自由的区域性经济制度。当这种制度以贸易而不是以工业为重点时，曾经出现在17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重商资本主义”，开始在晚清的沿海地区发展。

  事实上，就在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商业的确成为了人类生活的主旋律。就国内而言，中国在1683年满族人统一国家之后，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繁荣阶段，因此有所谓“中华升平盛世”之说。经济广泛发生，市场持续拓展，人口增加，地区之间的贸易剧增，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的手工业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日后的人们总爱提到的所谓大国崛起，或者是所谓盛世中国，应该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当外部世界的商业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当内部的商业力量也在不断积累，中国人在商业领域的变革，就是一种必须。如果没有一种主动的变革，那么外力就会毫不犹豫地推开我们的大门。长久以来，中国，这个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社会，一直在商业的层面，市场的层面封闭守旧，抵制人性对财货的基本认识，进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反市场、反经济、反人性的社会格局。

  一个国家的商业转型，竟然以一种战争的形式得以展开，这让所有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们不舒服。但有些商业的、市场的常识，也伴随着这样的格局产生，比如人口开始有规模地朝沿海城市流动，比如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导致更多的人口进入商业系统。由此，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私有财产和由此产生的财富，收入的不平等，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而不是在晚清政府的保护下，得以形成秩序。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存款，还有利润紧紧结合在一起，具有信贷作用的银行开始建立。由此，资本、利润等真正属于市场经济的概念，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不仅在经济发生链上，而且在道义上，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才是中国商业经济的青春期，沿海的生意人，兼备了各种身份，他们有时候是贸易家，有时候是银行家，有时候又是投资家。但无论哪种身份，他们的生意都完全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需求上，整天围绕着茶叶、丝和丝绸这些商品，而不是劳动力市场，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改进了一个古老市场的交换机制，而不是直接投身工厂，在大量的外来银行信贷的刺激之下，晚清的沿海一带似乎成了亚洲最好挣钱的地方。

  这么看起来，单向度地理解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几乎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强调了国家的地理尊严，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强调了意识形态力量，却回避了市场的规律；强调了集体的优势，却遮蔽了个人的权利；强调了内心的落后，却忽略了他人的发达；强调了自尊，却不知道自卑；强调了自力更生，却回避了交流共享。这就是我们，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我们的命运。

  （摘自《凤凰网》苏小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