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动。改革开放30年，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虽然得到了不断优化升级，但经济结构失衡仍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中的长期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为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而导致的出口大幅下降，从深层次上看，则是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依靠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结果。结构性矛盾，在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内需与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在供给结构上表现为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产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中端，产品国际竞争力低。在城乡结构上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存在，城乡发展不协调。在区域结构上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差异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进一步凸显了这些结构性矛盾。

  其实，我国从“六五”到“十二五”，一直都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愈来愈重要的位置，但迄今为止，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展并不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问题途径。可以说，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有利于提高消费率，解决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失衡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要将居民消费率提高2%-3%。问题是提高哪部分人的消费率？从结构分析，我国最终消费率主要呈现两个下降特点：一是在全社会消费中，政府消费率相对保持平稳，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较大。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0年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2.1%下降到47.4%。其中，政府消费率由21.4%上升到28.7%，居民消费率由78.6%下降到71.3%；二是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率相对平稳，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从73.9%上升到76.8%，农村居民消费率从62.1%下降到23.2%。可见，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快速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瓶颈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只有当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到能够完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工资才会增加。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专家指出：“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重要论点。而城镇化一方面能够将农民转化成市民，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来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可增加对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的需求，这可以稳定或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收入。

  城镇化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印度经济学家撒克将工业化定义为“脱离农业的结构转变，即农业部门在国民收人中的比重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工业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一致的国家， 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变都采取梯度转换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稳步提升。统计数据显示，从1979年～2011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平均增速为10.9%，比同期GDP的增速高约1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也在明显提升。1973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是17.3%，而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41.6%。随着产品升级和技术含量的提高，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越来越小，将来增长和就业的出路都只能在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扩张的突破口在何处？其比重如何才能从2011年的43.10%上升到50%甚至更高？答案是城镇化。因为服务业的扩张和发展皆需要人的集聚。没有人的集聚，无论多么强有力的措施和政策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不能持续的。国外的大量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经济腾飞一段时间后，制造业会向中小城镇转移，但服务业却总是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可以推断，如果中国的城镇人口规模增加一倍，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自然而然会大幅度上升。所以说，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只有加速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调整经济结构。

  城镇化有利于解决二元经济体制，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改革开放30年成就举世瞩目，逐步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广大农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对于几十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可以说这30年来，基本上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因为农村家庭承包制是在维持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增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十一五”规划指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20年了，再不着手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不仅阻碍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还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使广大“农民工”不得不徘徊在城乡之间。

  城镇化有利于解决地区间的差异，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相对滞后。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及进程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及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较低。2010年我国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62.03%、56.40%、43.03%和39.56%。分省来看，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城镇化率分别高达88.60%、85%、78.0%，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是甘肃、贵州、西藏，分别为32.70%、29.90%、23.80%。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最终要体现在空间结构的变化上。城镇化是生产要素在区域空间合理积聚的过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以城镇化为载体。未来30年，中西部崛起城镇化仍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城镇化发展不足，产业发展的空间较大，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条件。在那些发展条件好、环境容量大的中西部地区，可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做好承接东部转移来的产业和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