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工业化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不是上两个项目；城市化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产品、经济要素等向一定的空间集中，用空间来代替时间，节约交易成本，增加分工力度，是一个“去二进三”的过程，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过程。市场化是交换关系的现代化，不是说搞两个产权市场，搞两个有形市场，核心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达到真正身份平等，都成为市场主体，实现等价交换，同工同酬，按要素分配。这三个化统一的对象是小生产方式和农村的落后社会结构，三个化一个目标，一个对象。所以，得一化带三化，三化同时化。

这些年，我们不太懂现代化为何物，现代化只抓了一个“现”字，人均GDP多少，利润多少，回避那个“代”字，不知道把什么化成什么，所以把这个解体了，又搞了两次分散工业化。所以，现在我们这么大的GDP，第三产业就业才35%左右，为什么？两次分散工业化，造成服务行业的服务半径不够。服务业一定要有它的服务半径，有了服务半径以后第三产业会创造无数的就业岗位。而我们片面的、分散的工业化，最后造成现在三农问题比较严重。比如，农村成了空头村，老少儿童的留守地，农业成了副业，等等。这说明三农政策就地消化农民的效果并不显著，核心问题在哪儿？在于我们的空间结构现代化落后，连续三个五年规划强调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到现在战略性没得到很好地实施。战略性就是要解决主要矛盾，而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我们的空间结构落后，是我们2.6亿的农民工进了城，转变了分工，并没有转变身份，创造GDP都超过50%了，结果身份还是二等公民，在城里不能消费。如果城市化搞起来了，让农民工真能市民化，在城里消费，使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状态改变，我们就能扔掉外贸的拐杖，他国就得改变态度。所以，战略性调整就是抓市民化，千万不要再搞城镇化，“镇”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搞新区，把小城镇变成了国际重镇，那就出问题了。

现在的发展战略一定要明确，现代化就是要化掉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就是把封建主义化成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是消灭小农经济，搞现代化的大农业，而不是装备农业，你给多少钱没有用。如果城乡没有差别，能有务工潮吗？因此，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生产方式，最可靠的就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把工业向县以上集中。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大变化，需要给国民经济一个准确的定位，如果眼睛就盯着GDP，把GDP的增长当红利，发展观如何能转变了呢？

我们现在经过30多年的高歌猛进的发展，改变了2.6亿农民工的分工角色，可以说是半发展了，如果把人家身份转变了，那就是全发展了。发展是人，不是GDP增多少。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转变发展观。

现在中国大多数以户籍为单位的农民，他们59%以上的收入都是非农收入，真正靠那点地不到41%了。我们现在市民化就是要做这件事，最后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中割断他的土地的宅基地的封建垄断，他才能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当务之急是90后的农民工，90后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命运。90后的农民工他们没种过地，而且对共产党也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90后农民工进城以后受到了什么待遇——拿着不到一半的工资，像候鸟一样流动，而且这样的流动也因为阶层的原因受到了阻碍。所以，当务之急要尽量先把90后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了，让他们过上城市生活，提高他们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使他们能融入社会，这样我们的国家才安定。

所以我认为，当前应先抓市民化，而且市民化要优先解决90后，对他们不要走保险的路子，而是要一步到位走保障的路。保障到了位，他就能够安定地正常生活了。保障就是纳入当年中央财政预算，这点钱要没有，就把办公楼卖了也得解决，少盖一栋楼，少修一条路，也得解决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