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谢明干

（上接2月16日01版）

（四） 经济结构正在改善，一些重大比例关系逐渐趋向协调。

主要表现在:需求结构。过去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的情况已发生变化，转为主要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2012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已达到55%，投资驱动力虽有所上升，但低于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

供给结构。一产（农业）稳定增长，三产（服务业）占比上升，二产（工业）占比下降。传统工业结构中，耗能大的钢铁、水泥、建材、电力、化工等行业抓紧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机械工业迈过简单的规模扩张阶段，进入了比拼创新、质量、服务的核心竞争力的新时期，有些企业开始从传统产品制造商向综合成套服务提供商转变。

出口结构。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尽管对欧、日的出口下降，对美出口近于零增长，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有较大增长；尽管纺织品、服装等传统商品出口下降，但机电产品出口显著上升，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一些附加值较高的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等出口增长较快；一般贸易增速开始提升，并快于加工贸易；“双顺差”现象消失，在贸易顺差大幅回落的同时，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也大幅下降甚至负增长；对外投资大规模增长。

区域结构。区域生产总值的分布更加均衡，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已接近一半（2006年只占44.7%）。2012年前三季度西部同比增长12.4%，中部10.8%，东北地区10%，均高于东部地区的9.1%。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外贸出口或引进外资的增幅都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全国出口的中心正在向西部转移。

（五）环境治理、节能减排取得新进展。

一是对水资源实行严格管理。2011~2012年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10.4万平方公里面积，治理小流域6700条。2012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好于三类水的比例为51.5%，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环保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94.2%，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二是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四项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普遍下降，其中北京、上海、浙江、河南降幅较大。环保重点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92.1%，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三是2011年全国能耗强度下降了2.1%，2012年碳强度将下降3.5%以上。关停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正在深入推进，“十一五”期间就关停了小火电机组7700万千瓦，淘汰了落后炼铁产能1.2亿吨、水泥3.7亿吨，2012年这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过去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减少了21%。

三、中国经济面临七大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又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前景是非常好的。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也还很多，仅就经济方面来说，就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主要有：

（一）如何正确认识我国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的趋势？

上面说过，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因素，也是我们实行调结构、转方式的客观需要。其实，从长期看，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增长速度逐渐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意味着需求减少、市场萎缩，特别是失业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认真对待。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1）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比较概念，一般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同期增加了多少，用百分数来表示。经济越发展，经济规模越大，比例的基数（分母）就越大，在新的增加值为一定的情况下，基数越大速度就越小。增长速度过低固然不好，过高也不好；过高，能源、原材料、运输、资金、劳动力等都很紧张，通货恶性膨胀，难以为继，我国过去几十年片面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吃够了苦头。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践经验，增速在7%~8%左右比较适宜，增长质量比较好，增长速度也比较快，财政收入、人民生活两相宜。“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速度目标就是7%。估计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20年左右，我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接近美国，那时经济增长速度因基数扩大将可能下降到5%~6%左右。再过10年即到2030年，中国可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速度又可能会下降到3%~4%左右。这也是一条国际经验。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增长速度能保持2%~4%左右就算不错了。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或主张我国今后十几二十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或接近两位数的看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科学的。

（2）目前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工业化、城镇化，均已处于中后期，其拉动经济的作用过去主要表现在量的扩张，以后将逐渐转为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推动作用会逐渐减弱。

（3）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劳动力多、劳动成本低的优势（即所谓“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我国已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经济学中所说的“刘易斯拐点”也已经到来，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很缺乏文化技术素质高、符合先进技术与高新技术要求的劳动力。这也会制约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4）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庞大的系统工程任务，不经过十年八年的努力是完成不了的。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过高，应以保持在中速即7%~8%左右为宜。

（5）由于目前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将逐渐减弱，诸如体制制度变革释放的动力不及改革初期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拉动力不及过去大，低劳动力成本和低环保成本将不复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比过去多等等，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指各种资源环境、生产要素和社会因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已经并将继续逐渐下降。估计今后不会再出现两位数字的高增长了，即使一时出现，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为适应经济从高速快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这个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积极应对的政策措施。既要防止见增速有所波动或放缓就以为大事不好，又去片面追求高速度而放松调结构、转方式，更要下大功夫深入研究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如何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如何大力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如何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如何处置过剩的落后产能等等问题，这些对我们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严峻挑战。

（二）如何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转型）的进程？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任务已提出多年，但进展缓慢，不尽人意。经济结构是一个大概念，调结构、转方式是一个很艰巨、时间很长的任务，怎样把各种结构的调整落到实处并且平衡协调地进行，怎样加快进度、早见成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中有几个问题要着重注意：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中，过去外需（出口）占比过大，现在要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投资和消费）。过去内需中投资的占比过大，现在要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过去投资以政府投资为主，现在要转变为以社会投资为主；过去消费以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为主，现在要转变为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文化、教育、医疗、体育、旅游等）并重。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跳出过去的思维和传统做法，释放、激活潜在的增长动力，发掘、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如大力研发和生产更实用更方便的新产品，加速推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升级，着力扶持高科技型的小微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放宽对社会资金进入市场的限制，等等。

二是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基本上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型 ，已不可持续，必须予以调整，淘汰其落后产能，引入新产品、新技术。这就要认真分析本行业、本企业的产品、技术、工艺、设备的状况，对比国外先进水平，作出或改造、或引进、或改组、或关停的决策。不要舍不得抛弃那些市场已经没有销路的产品和那些已经不能生产出先进产品的技术与设备，美国柯达 、日本索尼之所以轰然倒塌，原因就在此，这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宏观指导和调节。

三是调结构、转方式不可避免地会触动某些陈旧观念和某些既得利益，需要深化改革为之扫除障碍和保驾护航。例如，为“倒逼”企业转变落后的发展方式，就要深入进行资源（包括水、电、油气、土地及重要原材料）价格改革，使企业受到不“转”就是死路一条的压力，再也不能依靠低价的资源、依靠落后的产品与技术、依靠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方式来谋求生存与发展。又如，为营造一个富有活力与创造力的、各种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就必须深入进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真正把政企、政资、政事分开，使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再也不能依靠政府的庇护、依靠垄断来继续享受它们的“太平”日子。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可以说，不深入“改”，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调”与“转”。

四是加大中西部地区开发力度，人财物更多地向中西部倾斜，这是必要的。但这些年中西部地区为加快发展经济，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能耗工业，加上东部地区一些高能耗工业向西转移，使西部地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现象有增无减，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关注，要有效控制中西部地区高能耗工业的发展，加强节能减排，实行绿色发展。国家和东部地区还要考虑给予中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的补偿。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需要方方面面来参与与支持。比如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要做好协调与说服工作，该补偿的还要给以适当补偿。又如，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有先进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这就要加强人才培养，加强高新技术研发，加强技术、人才的引进工作。再如扩大内需，就需要设法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需要增加就业、收入、社会保障，需要改善消费环境等等，而增加就业又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民营经济，增加收入又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如此等等。因此，要有一个整体规划，综合配套，统筹兼顾，才能做好。否则，各自为战，目的、步伐不一致，就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

（三）如何正确处理发展实体经济与发展虚拟经济的关系？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教训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虚拟经济。经济学历来强调物质产品（包括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生产才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只是到了现代经济时代，大量现代服务业出现，成为发展现代工农业的必要要素，才把实体经济的内容扩大到现代服务业。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经济过度虚拟化，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德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非常发达，而对虚拟经济似乎不大感兴趣，因此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受的损害比较轻。

我国虽然一直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总体上已从数量、规模的扩张转向质量、效率提高的阶段，不少行业和大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已不可能再取得过去那样的高额利润，对此许多企业难以适从。部分企业产品大量积压，产能严重过剩，贷款货款拖欠，资金循环梗塞，濒临亏损和被淘汰的悬崖。有的甚至完全脱离实业而专门从事炒股炒金、炒房炒地、高息借贷等投机行为。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畸形发展，股市、房市与宏观经济脱节，股市狂升之后深陷低谷、房市多年畸高调控乏效，成了逐利者大肆敛财、圈钱的舞台；寻租、贪腐、权钱交易、内幕交易、非法牟利等现象相当严重，但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整治；许多人梦想通过炒股、炒房大发大富，而不愿意向实体经济投资或脚踏实地地从事实业经营。这既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又扩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防止经济虚拟化空心化，政府责无旁贷。一是要通过税收、信贷等措施，积极引导企业走创新之路，坚持不懈地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创新降低综合成本，开拓利润空间，分散经营风险。二是要挤压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高利润，并且采取有力的财税、金融政策，使资金等生产要素更多地向实体经济部门转移。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利率市场化等形成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三是规范和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坚决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降低民资进入市场的门槛，使商品、资金都能各畅其流。四是要切实整顿、规范股市，使之回归融通、搞活资金的本能，真正成为“经济的晴雨表”，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切实整顿、规范房市，使之回归其本来的公益性，更好地实现“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标。

（四）如何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转型经济发展的驱动与支撑作用？

近十来年，科技创新的意义与重要性日益深入人心，科技工作的条件显著改善，科技创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有力地驱动与支撑了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持续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同美、德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相比仍有比较大的差距，仍需再接再厉，奋起直追，锐意创新。从科技工作的具体实践来说，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切实加以解决，例如：

国家加大财政投入很必要，自2006年以来已连续5年保持23%以上的增速，2012年全国研发投入达到1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但在GDP的占比只有1.83%，与许多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仍需坚持继续加大投入。同时，研发经费应科学合理地分配使用，防止铺张浪费、贪污腐败或任意挪作他用，对此要建立有效的财务与监督制度。

科技创新的人财物条件固然重要，但科技创新的体制与环境更重要。科学研究是高脑力劳动，需要安静的思考、耐心的试验、友好的切磋、经验的积累，不能靠突击、靠“打擂台”（“大跃进”时期有的科研机构搞过“打擂台”、“大比武”），也不能靠“长官意志”。“外行”只能当“后勤部长”，不能当“指挥官”。要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不要让他们把许多宝贵时间花在跑项目、拉经费和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要刻意营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不同见解，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环境与氛围，使科技人员能专心致志地搞科研、心情舒畅地发挥自己的专长。

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原始创新，争取有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利与自主品牌产品，同时也应对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与升级给予更大的关注，对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给予更大的关注，使我们的科技水平和生产水平都扎扎实实地踏上新的台阶。

在社会上、在民间，有许多能工巧匠、发明家和离退休的科技人员，要鼓励他们发挥专长，搞科研、带徒弟、献计献策、办科技型小微企业等等，对他们的意见建议要热情欢迎，对他们的困难要热情帮助解决，对他们的创造发明要组织专家帮助鉴定，不要轻易否定，更不要泼冷水。科技型小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许多大型科技型企业就是由小微企业发展起来的，要大力给以扶持。

基础研究是新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原动力，要突破关键性的新技术，就不能忽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目前基础研究经费在全部科研经费中的占比不足5%，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15%~20%的比例。如果不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我们将来势必在创新力竞争中处于劣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