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发改委都会成为议论的焦点。3月11日下午，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他说：“对于发改委而言，现在最重要的除了此次机构改革有若干职能划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转变职能。”

  国家发改委应该如何转变职能？杜鹰解释说，发改委的“转变职能”简言之就是要减少微观管理，进一步改善和完善宏观调控，着力点就是“市场能管的，你就不要管；市场管不了的，市场不能管的，你就要管。”

  转变职能与简政放权

  大部制改革传出一个可喜信号：政府职能转变的“脱胎换骨”，政府大包大揽传统模式已经打破，“减权、转权、放权”是大势所趋，从管“螺丝钉”到做“大参谋”的角色转变，宏观调控定位明晰，把相互冲突、交叉的职能剥离出来，使得发改委职能定位更清晰了。大部制方案明确，这次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取消一批、下放一批、向社会转移一批行政审批职能，着力建设精简、高效、廉洁和运行成本较低的政府。其中，在提高效能方面，将打破阻碍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政府部门重审批、轻监管的问题，继续优化部门职能配置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形成具有强大动力、充分活力和可持续竞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按照“三定”方案，发改委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投资管理方面的作用；要大幅度提高国家核准项目的规模（限额）标准，缩小投资审核范围，下放投资审核权限。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除少数需报国务院审批、核准或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核准外，区分不同情况由地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审批、核准，或由企业自主决策。

  将部分行政职能转移和下放，简政放权是大势所趋，打破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模式，解决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问题，将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项进行资源整合、转移、合并同类项，加强对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进行合理配置、培育和监管，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收权放权与外界质疑

  大部制改革后部分其他部委职能划归发改委。针对部分人士对国家发改委“扩权”会不会形成“小国务院”的质疑，杜鹰表示：“我屡屡听到发改委权力过于集中的说法，这个可能是今后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现阶段需要有发改委这样一个机构。”杜鹰解释说。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认为，发改委在加强完善职能的过程中，也不能都是将权力下放，该加强的还要加强。他指出：“简政放权是改革，加强也是改革，聚焦到发改委同样如此，一方面要放，一方面该加强的必须加强。”

  事实上，发改委的改革一直都在进行。发改委需要改革，但发改委的重要作用也不可忽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认为，现在国民经济有些问题是需要综合平衡的，国务院把一些需要综合平衡的职责放到国家发改委，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需要有国家发改委这样一个机构。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在接受采访时称，发改委的存在在理性化设计当中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形式，但它是过去体制的一种延续，在过渡阶段发挥着特殊功能。从目前来看，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能够理解并不意味着它具有永久存在的合理性。

  对此，王峰表示，机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看准了先迈出一步。

  抓大放小与角色回归

  如今，当机构改革已经进行到第七轮时，具体的政府部门还在因为职能转变滞后受到批评，也是在说明，职能转变比之机构撤并，要艰难得多。机构撤并因为牵涉人事、职能重组等因素而面临各样的阻力，相比而言，职能转变则因涉及政府部门自身的放权、削权，阻力显然更大。有言论称，“改革需要割肉般的勇气”，说到了点子上。

  大部制改革充分活化和壮大社会组织，首先推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发改委“抓大放小”宏观调控更稳更准。抓宏观放微观，地方的自主权更大了，这是一个利好消息，这是一次“搞活”经济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大好契机，但同时也是一次考验，是从“大包大揽”到“精细化管理”的一次嬗变。既是对我们管理水平提升的必然选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管理能力。

  人们希望通过此次改革，能真正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定位，让角色回归，地方政府“微观职能”的精细化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和艰巨。但是放权既要放手也不能当“甩手掌柜”，“放责”，宏观调控的职能不变，职责不变，相反，在管理中更加积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