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现在的看法是往将来走，流动的资源和人口会完成一个集聚的过程，会相对稳定到某些空间、区位上来，可能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

  从世界银行提供的两张图看，在整个过去的二十年，全球和中国人口流动都加速了，这可能是与全球化相联系的特征。

  那么，什么是归属？从国际经验来看，它可能越是离开传统的农业，越是发展到现代的工业商业，资源和人口在空间上相对就会更加集中。比如，世界半数以上的生产活动目前已经集中在1.5%的陆地地区。像我们亚洲人口多，国土面积小，山地国家像日本的聚集程度就更夸张一些。像大东京地区占日本国土面积只有4%，但是差不多有全日本25%的人口和3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他的三大都市圈，差不多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70%就在这三个圈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也开始表露出来，在有些国家甚至更加夸张。后面我会讲到城市偏向，有一些公共服务、福利偏向于城市，特别是首都，那里就会吸引更多人口。无论怎么样，这个较大的生产总量集聚到较小的国土面积上，这可能是现代化发展空间分布的趋势。

  这里所谓的城市化，最早就是人口分布的特征，人口学家最早发现这个事情。17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口学家就发现伦敦好多人死在伦敦并不生在伦敦，小地方的人生在这里但是走了，大地方的人死在这里，但并不是这里的人，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趋势。所谓现代化，就是很多人死在不是他出生的地方，人口发生了移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过程呢？看起来一个条件就是经济自由，你要让人可以跑。如果不准人跑，是宗法的、血缘的、地缘的身份制度，如果一出去就要检查，有人为的壁垒，就做不到。像英国1800年，2500人以上的城镇就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很高的城市化。为什么高呢？其实跟较早的经济自由是有关系的。他一般是长子继承，有一块地，好几个儿子，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其他儿子就要走，这就变成自由民。这些人到哪里去？就聚到一些地方搞工业、搞商业，这也是城镇的由来。农民今天转成市民，市民不是国家给你发一个社保就是市民，市民有很高的流动性、自主性，很多城镇是管理自治的，是自成一体的，是封建架构当中冒出来一个新的代表自由组织的东西。

  中国城镇化也是这样，我们城镇化曾经有倒退的迹象。50年代我们允许农民进城，但是1958年大跃进之后，中国就搞了城乡之间的隔离，户籍、粮食、就业，有一系列差别，而且这个差别不是经济技术原因，就是制度原因，生在农村的人只有很少几条路可以跳出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在这方面做了重大突破，允许人流动，允许劳动力流动。然后中国的指数，从19%的城镇化率，到去年会有51%左右的城镇化率。拿中国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个增长度是蛮高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自由，当然不光是劳动力流动，还有企业创业的自由，人们职业的自由——哪里机会好我可以到哪里应聘。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有交易的自由。所以，经济自由跟城市化之间是有重要的内在联系的，没有经济自由，没有法律保障的经济自由，这个城市化是很难发展的。

  允许人流动，为什么就往城市流动呢？为什么不倒过来呢？既然自由了，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啊！但是从统计数据上看，进到城市里的人口是越来越多，这是什么道理？首先，城市定义很复杂，各国标准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共同的内涵，就是聚集。空间上，人口、经济能量聚集到一个临界点。这个各个地方不同，可能每平方公里2000人、5000人或者一万人，标准不同，但总是过一个临界点以后，我们习惯上或者建制上把它叫做城市。这个密度提高就带来很多问题，现在我们城里生活的居民都有很多抱怨，诸如拥挤、生活成本昂贵、空气质量很差等等。大家都说北京空气不好，他的意思不是说下乡去，而是要求把空气质量改善。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聚在一起到底有什么好处？答案就是集聚密度就是提高收入，或者说提高净收入，把成本扣掉以后，净的收入还是要高。这个道理很多条。第一条就是亚当·斯密的，聚到一起分工细化收入就高了。比如早餐，农村是没有早餐的，你到小城市就开始有了，而到大城市，早餐业非常发达。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这大概是集聚带来第一个明显的好处。

  第二条，单位土地面积上更多人、更多经济活动在一起，信息成本很低。一个进步，一个新花样，很快就传遍了。同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关注了交易费用可以降低，因为人的来往频率非常高，所有的活动和维持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制度成本可以下降。

  第三条，人聚到一起要投资，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高密度的城市体，实际上可以节约基本建设的投资。

  最后一条大概是最重要的，就是知识驱动经济增长，要靠科技进步驱动经济增长。我们要研究科技怎么产生的，知识怎么产生的。看起来这个事情跟城市有关。你看人类从经验变成经验科学，完成科学革命，很大程度就是实验室，很大程度就是理论丰富起来了。什么情况下这种想法会激发出来？现在看来跟人口集聚是有关系的，人口集聚才可以把多样性发生在一起，一个脑袋想法刺激另外一个脑袋，而且这个互相刺激要快速反馈，不能说一个想法半天没有人想，一年半年才有人回应。

  这大概都是经济自由的好处。所以人往高处走，凑到一起以后这些好处才可以发挥，所以我们流动人口在自发的活动当中知道，他跑来跑去知道有些地方收入高，他就愿意去，而这个收入高的地方，吸引人去的地方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叫它城市。

  从统计看，城市化率跟1979年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从不到19%涨到了52%——30年时间，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但是从绝对水平看。51%、52%，也就是美国20年代的水平，日本50年代中的水平。所以，很多人根据这个数据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要补充的一条，因为人均所得其实也是世界平均水平——根据黄有光先生讲的计算可能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有一条是有潜力的，我们城市化率不高，我们工业化率很高。

  工业化率是指GDP中工业化占的比重。中国2012年城市化是50%以上，工业化率差不多47%。我们有一个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产业重组的机会。看起来我们是发散的，到处都上工业项目，但是工业项目与工业项目之间的集聚度不够，所以相应的服务业在整个大的环境当中所占份就少。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里面是将来中国现实的潜力，如果说城市化率低，工业化率也低，那是很多发展国家的正常状态。中国不同，中国是工业化率非常高，城市化率不够的国家，很多资源进入工业，但是配置还有改善的余地；这个改善就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人口集聚到一起，还会带来很多挑战。

  第一个挑战：我们现在劳动力流动非常自由，但是相应的权利和福利分配跟不上来。比如说户籍，比如说土地，还有我们从社会应该得到的保障，包括医疗和养老——这是个非常支离破碎的，非常地域化的保障。安徽某个县的农民的有关福利，第一水平很低，第二当地财政保障他，他一流动这个保障就要打很大的折扣。四川农民到深圳打工，看病的医疗费要年底才可以拿回去报，报的水平是四川的水平。所以劳动力流动相对充分，但是一个劳动力要变成生产力，不是自己身体过去就行了，还有相应东西跟他配套——他出来以后老家房子也闲着，土地也闲着，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换成现金，这个东西我们都不匹配。

  第二个挑战：大量移民。怎么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投资，这个挑战非常大。

  第三个挑战：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现实当中已经看到有毛病。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是在较大国土范围内完成的资源在空间分布的优化，但是我们又是行政隔开的体制。我们财政到今天还是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本位的体制，所以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县，甚至一个镇的范围内搞区划优化；每个县城都在建城镇，每个省城都在建，这种模式跟人口到哪里去可能不匹配。一些地方是大量经济项目要去做，但是它也是这个级别的城市，发展不够快。这个问题不解决，地方财务风险、投资效率的风险可能就逐渐累积起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有叶子晒太阳就有收成。我们对于人口经济资源在空间的集聚和集中，无论观念，专业知识，人才都严重不足。所以，一方面城市化要大力发展，另一方面所有城市都面临管理的挑战。这些问题都是未来要面对的。

  城市化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政府作用发挥了，市场作用就减弱了。但是这种行政命令下的模式在现代化当中会出现问题。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是百分之七八十，有些国家已经靠近90%；难道我们通过造车，通过人为努力，通过规划，通过地图上画城市，就可以把城市建设好？我们忽略了，无论把国家政策看得多清楚，你还有你自己的设计，还有当代技术变化、环境变化、观念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看明白。所以，政府的主动作用和自发的社会运动、市场活动，按照相对价格这个信号配置资源，可能在追赶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最近写了文章，讨论的就是这一波城市化的热潮，我的观点是要注意吸收国家工业化的教训。当年为了炼钢多着急啊，下了命令就意味中国钢铁产业会起来，最后遭受到巨大的挫折。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国城镇化在未来二三十年是有巨大的机会，同时也要看到这里面潜伏的挑战。真正要把风险和机会处理妥当，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尤其空间资源配置方面要有好的体制，这里面有大量的问题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