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管理以满足人性诉求为重点就是人本管理；管理以满足物质诉求为重点就是物本管理。向内用力的中国文化孕育了人本管理思想，创造了社会稳定的奇迹；向外用力的西方文化孕育了物本管理思想，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马克斯主义“社会人”的假设需要人本管理去实现人类理想，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需要物本管理去验证理论正确。人本管理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物本管理有助于组织的竞争与发展，实现世界和谐、天下大同目标则需要人本管理与物本管理的完美结合。

  ■ 冯大力

  工业革命等技术进步成果与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特征的物本管理思想的结合，给西方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壮大了西方国家的实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学习西方的物本管理理论，也创造了大国发展的经济奇迹。然而，与东西方的经济奇迹相伴的环境污染、劳资关系紧张、社会福利下降、社会不公普遍、公民幸福指数波动等现象，也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效果、效益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反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平衡方法，反思物本管理的利与弊，从而反复喊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探索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融合的路径和方法。

  本文从探讨人本管理与物本管理的内涵出发，深入探讨产生人本管理和物本管理思想的经济理论依据和社会文化依据，具体分析人本管理与物本管理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产生的迥异的社会效果，最后提出“以物本管理创造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以人本管理构建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是实现世界和谐、天下大同的不二选择”这一核心观点。

  一、人本管理以实现人性诉求为目标，物本管理以创造物质利益为目标。

  历史及实践已经而且反复证明：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人与作为个体加入组织的人在生存和发展能力方面是有天壤之别的，而且后者的相应能力总是强于前者。造成这种差别的关键，不在于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身地改变和提升，而在于组织的管理职能改变和提升了加入组织的人的能力。换言之，管理既能够改变作为管理对象的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和现实追求，也能够提升作为管理对象的个人的能力和价值。管理和被管理是个人自我实现的有效途径。

  管理是组织的基本需要和基本特征之一，没有管理的组织是无法长期存在的。管理以设定目标为前提，无目标即不存在管理。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监督既是管理的职能也是管理的手段。管理目标又分为宗旨性目标和工作性目标。宗旨性目标体现着管理的价值取向，工作性目标指明了管理的任务。管理的宗旨以满足人性的基本诉求为重点，则该管理就是人本管理；管理的宗旨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重点，则该管理就是物本管理。

  人性包括人的个性和人类的特性，从而人性诉求区分为个性诉求和人类诉求。人性的两类诉求基本可以一并归结为：生存，自由，轻松，安全，幸福，被尊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以及为实现以上诉求所必需的物质保证，等等。人性诉求内含了人的生物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生存，自由，轻松，安全，幸福，以及为实现以上诉求所必需的物质保证等是人性的生物性诉求；被尊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以及为实现以上诉求所必需的物质保证等是人性的社会性诉求。

  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条件，生存、自由、轻松、安全、幸福、被尊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等诉求就不能得到满足。所以，通过管理实现有效率的物质生产不仅是实现人本管理目标的需要，而且是人本管理的重要内容。问题仅仅在于，这时物质生产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性的诉求，而非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在人本管理思想下，不管是生物性诉求还是社会性诉求，物质诉求都不再是跟人性诉求背离的内容，而是变成了实现各种诉求的手段。这时，管理的重点就不再是追求效率，即同样投入条件下尽可能多的产出，而是追求效果，即生产出满足人性诉求的时间、自由、安全、幸福、被尊重以及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条件等。管理中使用物质刺激手段的目的就不再是刺激物质生产本身，而是通过激励人们提高生产物质的效率，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必要的物质，从而实现时间的节约和闲暇、自由的增多，换言之，生产的目的是生产时间而不是生产物质；是生产自由而不是生产纪律；是生产快乐而不是生产压力；是生产共同利益而不是生产个人财富；是生产个人的稳定预期而不是生产个人的竞争困境。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不再是有目的强加给人的行为，而是有效率地实现人性诉求的必要的行为。人们结成组织不再是基于契约和法律，而是基于需要和习惯。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等不再是管理的主动的有目的的追求，而是管理和劳动的副产品。必要劳动、资本积累、社会化扩大再生产也不再是主动的有目的的行为，而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必要的和被迫的行为。物质追求是实现人性诉求的动力、途径和必要过程，既不是人性诉求本身，也不是人性诉求的内容。管理和人对物质的追求不再是“足够多”即“富裕的”，而是“刚刚好”即“必要的”；不再是“足够好”即“出类拔萃”，而是“能使用”即“适用于己”；不再抢夺“稀缺”，而是满足“我需”。换言之，这时，管理和人对物质的追求不再是出于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权夺位、与众不同、攀比摆阔、纵情声色、奢侈淫靡等竞争性的、卑微的目的，而是出于张扬人性、享受人生的朴素的动机。

  当然，这些人性诉求既不可能超越物质条件的约束而自动实现，也不可能如笋出雨后般同时实现，还不可能按照千篇一律的程序去实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构建的需求层次理论则与此观点相反）。人类诉求与个性诉求、终极追求与阶段需求、社会规范与人性诉求等等基本上不能完全一致，而且往往发生冲突。

  与人本管理不同，物本管理以人的物质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性的基本诉求次之。

  人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物质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对物质诉求是人的基本需要，对物质的渴求是人克服不了的欲望。人的物质利益诉求其实是物欲诉求，即占有更多、更好的物质或者拥有更多、更优的获取物质的手段的欲望。所有能够物化的利益都是物质利益诉求的对象。物品，商品，货币，资本，权位，名声，商誉，知识，信息，技术，影响力，竞争力，优先交易权，垄断经营权等等，都可以物化成各种利益，从而都是物质利益诉求的对象。物本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实现这些物化利益产出的效率最优化、产出最多化、利益最大化。为着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否牺牲了以及牺牲了多少人性的诉求，牺牲这些人性诉求给人或者人类造成了多少、多大、多久、多深的伤害，均不是问题的关键。这时物质性替代了人性，经济理性替代了社会理性，效率目标替代了效果目标，实现人性诉求的手段被当成了人性的诉求，人性被异化成了物质性。

  可见，人本管理与物本管理在工具选择上是一致的，也都不否定人的双重诉求：物质诉求和人性诉求，但是，在目标设定、轻重选择、实现途径方面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最终导致了人在生产过程中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差别。换言之，人本管理离不开物质手段，物本管理忽略不了人性诉求，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的区别不在于手段，而在于根本目的或者说终极追求。两种管理的背离在客观上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的割裂。

  二、中国文化孕育了人本管理思想，西方文化孕育了物本管理思想。

  中国文化是个庞杂的系统，兼收并蓄，博大精深，却以儒家文化为主干，道家文化为补充，杂家文化为枝蔓。

  儒家文化认为，管理就是人管人，人管事，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管理的核心在人，即“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安在得人，危在失士。”为政者（管理者）必须修身以德、以道，必须正派。“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又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在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杂家著作《长短经》也说：“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文化早熟，理性早启”，是一个根于周孔教化的伦理本位社会。他认为，中国文化以孝为本，家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国家；无阶级对立而有职业分途，无集团观念却有家庭观念，无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却有家族意识、乡里意识，整体上表现为修心的向内文化，强调义务和责任，而无权利观念，不事侵略和扩张，是典型的道德礼俗社会，讲究修齐治平；中国人的修心和自修养成了理性和内敛，压抑了本能和扩张，凡事总从“应该不应该”考虑，而不是从“愿意不愿意”考虑，从而失去了本能欲望和激情。理性早启与本能抑制二者相互作用，就让中华民族表现出“清明安和”的特征，不仅不对外侵略，甚至不向自然界进攻，从而被外族认为软弱，每每被侵略，技术和生产力也进步极慢。但是，“仁厚有容，开明无执”的深厚修养与“使人有他自己，而非舍他自己以从我”的博大情怀，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

  内修的中国文化以向内用力为突出特征，克己复礼，严己宽人，重本逐末，抑欲戒贪，忌竞争，反逞强，倡仁厚，主平和，鼓平等，呼仁政，褒诚信，贬欺诈，等等，总之主张不能贪图物质享受，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从而孕育了人本管理的观念。

  中国的人本管理，在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上，主张诚信、仁厚、平等、公平，强调凡事“反求诸己”，不怨天尤人，警示“日久见人心”，如：“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忘大功而录小过，领导之大忌也。” “先迎忽拒，是弃旧情而结新怨也。” “御下之道，恩、礼、信、任。”在人与物的关系处理上，主张重人轻物，尊人鄙物，如：“古之明主，不爱尺璧寸珠，而以贤才为国之宝也。”“薄施厚望者不报。功不欲归下，行赏而色吝，则所属离心。上下离心，内外异志，致群情阻塞，举措失宜，未有不沦亡也。”在物的获取上，中国文化正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不贪不欺，不狂不躁，不妄不急，中庸为宜。道家的清静无为、天人合一主张，更是把人本管理思想推到了极致。

  相反，西方是一种向外用力的文化。梁先生认为，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在西方，个人重于家庭，集体重于社会，是一种向外扩张的以身体为中心的文化；强调力与利，鼓励竞争与决胜，主张个人权利和宗教意识，是典型的宗教法律社会。就连马丁·路德都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向外用力的西方文化以欲望地膨胀和残酷地争斗为突出特征，鼓励竞争，强调决胜，既对人残酷，又对自然界掠夺，从而孕育了物本管理的观念。

  西方的物本管理，特别重视实验结果和技术手段在实践中的应用，讲求效率，强化优势，追求完胜。从基于泰罗和吉尔布雷思夫妇实验结果的科学管理理论，到亨利·法约尔的行政管理理论，再到行为学观点（得益于福莱特、巴纳德、霍桑等的贡献），直到后来的系统管理理论、权变观点和质量管理观点，无不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效益最大化为唯一关联的目标，人的劳动像机器的生产程序一样被分解、被优化，并跟其他生产工具相匹配。这时，人不再是人，而是生产要素，需要而且必须跟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相互整合，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一资本孜孜以求、唯一关心的目标。改进了的管理，优化后的生产程序，带来了劳动的节约（当然最终节约了成本），导致了劳动力供应的过剩和工人的刚性失业。

  注重对物进行占有、利用、创利的物本管理本身也越来越技术化。技术化的管理跟日益先进的技术手段相结合，使人类向自然界进攻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从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越来越疯狂，对自然界的破坏越来越厉害，环境保护跟不上环境污染的步伐。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既是破坏环境的过程，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够满足人类物欲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人类的生存状况却越来越背离追求自由、快乐、轻松和幸福的目标。技术化的管理跟日益先进的技术手段相结合的西方不仅壮大了国力，而且壮大了企业的实力，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及其企业的竞争力。西方国家凭借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血腥掠夺别国的资源、其他企业的市场，并通过输出管理、输出技术、输出资本、输出文化、输出理念使其他国家、其他企业于潜移默化中接受物本管理观念、使用物本管理手段，再用物本管理观念和手段创造的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奇迹为实例劝诱其他国家及其国民、其他企业及其员工自觉自愿地接受物本管理的观念以及与这一观念融合在一起的西方价值观，从而为西方的进一步掠夺奠定人文基础，与物本管理思想一起欢庆掠夺与毁灭的盛宴。

  三、“经济人”假设需要物本管理，“社会人”假设需要人本管理。

  管理因为宗旨性目标的区别而区分为人本管理与物本管理。从社会实践来看，却是不同的经济理论产生了不同的管理观念：“经济人”假设产生了物本管理观念，并通过物本管理实现经济人的追求；“社会人”假设产生了人本管理观念，并通过人本管理实现社会人的追求。

  经济生活是人和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人性诉求和物质诉求往往融合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因此，强调人的物质诉求的学者抽象出了“经济人”概念，强调人的人性诉求的学者抽象出了“社会人”概念。

  关于“经济人”的假设，约翰·穆勒在其《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中进行了清晰的描述：

  “政治经济学只是关注渴望拥有财富的人，并且此人能够判断达到该目的的各种方法的相对效果。它只是预测由于追求财富所可能引起的社会现象。它将每个人的情感或动机高度抽象了……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是获取和消费财富……这并不是哪个政治经济学家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假定人类确实如此，而是因为这是继续探索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模式……政治经济学有必要继续探讨的方式就是继续研究这一主要的和公认的目标……这一目标是最接近现实的。”

  显然，经济人假设并非认为人只追求财富，但认为是追求财富的人的行为引起了其他社会现象，人的其他目标实现的途径都蕴藏在了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经济人是“最接近现实的”人，能够对其追求财富的各种方法的相对效果有着清醒认识和理性判断，所以也是“理性人”。人人都在追求财富的路上。这时，物质诉求（经济诉求）就替代了其他诉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人的价值的最大化，物本管理就成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人的价值的最大化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追求膨胀的银行账户，满足不断膨胀的胃，填满被欲望掏空的心，攫取更加有利的竞争优势，就成了人的追求的全部，似乎生存、自由、轻松、安全、幸福、被尊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等等人性诉求都成了经济追求的自然的副产品。理性的人演变成了经济动物。

  可见，物本管理观念与经济人假设是天然的一对。因为，经济人假设把“人性”抽象为了“经济性”，把“人”抽象为了“生产要素”，把“劳动的人”异化成了“人的劳动”，把人的“为我”异化成了“为财富”，把人的“创富过程”误解成了人的“自我实现过程”，总之是见物不见人；物本管理追求的就是物的效率最优化、产出最多化、利益最大化，管理过程中的人是像机器、原材料、能源一样的管理对象，其任务是促进以物质利益衡量的管理目标地有效率地实现，总之也是见物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的理论假设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观念结合在一起，恰如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燃起了欲望之火，借着市场的力量，湮没了人性的光辉，演绎着一幕幕追逐财富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