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中调整需求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是两个重要方面。经济结构调整从来没有耽误过，为什么就很难调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即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宏观上的号召与微观上的行动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两个变量的变化上。

  第一，需求方面是投资和消费的矛盾。投资应该和消费相联，消费是慢变化，国家称为扩大内需。增加投资容易，增加再消费难。为什么？消费的钱是老百姓口袋的，投资是政府口袋里的，所以投资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短期见效快，领导一指挥，肯定就上来了。消费靠老百姓，老百姓消费增长是靠收入不断增加逐渐拉动，同时消费特点是分散化，见效是渐进式的，靠效率是难以见效。在中国要想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特别是让消费提高投资在中国非常难的。比如，中央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社会保障、财税体制，甚至是社会政治体制，这些不进行系统性改革，让消费来拉动经济，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为什么说目前中国老百姓消费率占全社会的GDP总量的35%左右？核心问题是系统性体制太多。中国要想调整需求结构，从需求管理角度上，将来变成以消费为主的消费型社会。消费型社会建立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拉动消费的中产阶层，资本主义国家叫中产阶级，中产阶层建立那么容易吗？我们算过一笔账，2010年人均收入在2.2万到6.5万的人占全部比重为12.25%，没有中产阶层，没有中等收入者靠谁来消费？富人有钱，穷人没钱他不消费，中产阶级又不长大，如何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这是最大问题。怎么样调整需求结构，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需要在体制上做考虑。领导最容易搞投资，因为投资的扩大是双赢，三赢四赢五赢，企业有时能把GDP做大，财政能上去，但是消费上不去。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调整需求结构关键的改革是要把慢变量提上来。投资跟消费相比，投资是非理性的，消费是理性的，无论多万能的政府，要把理性的消费抬上去，靠体制解决不了。

  第二，再看产业结构这个变量。产业结构是供给管理，当前中国面临最大问题是转移低端。淘汰劳动力产业比较容易，而且现在比较快，但是发展高端产业、新兴产业比较难。当前中国最大的国际国内挑战就是低端产业，当前发达国家对中国需求不断降低，发展中国家不断向中国学习，发展跟中国一样的产品。另外，中国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挤压这些低端劳动力产业的空间，导致这些产业发展越来越难。近两年出现了劳动力产业、低端产业快速地向外转移，向墨西哥、非洲转移。弄不好中国面临产业空心化，如果出现一个产业断掌，遇到的矛盾就从经济结构转向社会结构和政治问题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中央提出要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无非是两类，第一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第二发展服务业，通过这个来调整结构和大结构。宏观上的三次产业结构，让服务业提高。现在问题在于发展这两类产业也是慢变量。发展高端制造，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这不是一句话能够上来的，需要创新，而创新是考虑每个人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积累才能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靠投资就能上去的。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中国现在不缺乏仿造，不缺乏集成创新，缺乏的是高端领军人才的科技创新，就是原始创新，即以原始创新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缺乏支撑这种原始创新的资本。光有技能就叫技术工人。要建立这样一个创新体系，不是一天两天就出来的，甚至五年六年都不一定出来，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前面快，后面慢。高端制造、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产业的成长是慢变量，不是遵循政治口号就能发展起来的。通过服务业发展可以改善我们的产业结构，现在是二产过大，三产过小，这个结构能调过来。现在中国遇到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服务业发展靠吹不行的，人口不集聚，说要发展服务业能发展起来吗？现在好多城市，大广场大马路，可服务业没上去，投资却上去了，什么原因？人口不集聚导致在供求结构上没有形成需求。我们人口能不能集聚？现在人口集聚遇到一个问题，农业人口向城镇化转移，怎么转移？城乡二元体制不打破，社会保障体系又是三元化，不是二元化，大城市人满为患不能再进了，进不来，让中小城市放开，但是农民工不进去，没有就业支撑，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服务性差，这样人口集聚遇到一个体制性障碍。

  中国发展服务性产业最大问题是制造业两头在外，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市场销售两头都在外头，怎么样让中国制造业把两头在外的服务业拉到国内来，这也是个问题。这样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都面临一个问题，传统服务业面临人口集聚，新兴服务业带来人口的变化。中国的体制从来没有针对需求结构，而是针对消费建立起来。中国体制从建国以来到现在，无论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建立在一个扩大投资、增加生产方面积累起来的。现有体制是借助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最容易利用两个快变量投资低端产业来发展经济，但是现有体制要想利用两个慢变量来调整结构比较难，必须改。第一，建立消费型消费，怎么让中产阶级成长？现在没招。第二，让高端产业、高附加值产、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建立创新型社会。在国有企业，科研人员的工资能超过老板吗？我没有发现过。但是在西方国家，科研人员工资非常高，比总统、总理工资还高。我们国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调整经济结构，要想调整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去协调好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好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的关系就要加快改革，为建立消费型社会，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积累体制红利。必须下大力气，利用创新的智慧推动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