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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视角下的全球化
[发布时间:2013-08-25 21:38:00 点击率:]

  ■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天则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制度,所以我也是从制度的角度看全球化,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首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基本的途径差不多,遇到的问题也差不多。现在比起150年前的欧洲,说句实在话,中国社会经历的这些现象,经历的这些问题,辩论的这些事情,与那时基本也是一样的。其实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一百多年前的欧洲和所谓的现在发达国家。

  第二个方面从往前看中国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我们都是人,都想吃饭,都想穿好衣服,都想呼吸新鲜空气,都想家庭幸福等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哪种制度最好,大家就一定要用哪种。人类都在试,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从不同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到现代社会、社会组织结构,等等,但基本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说体制改革、制度转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其他一些较为发达国家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改革在一个意义上也是有目标的,实际上从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这件事,是明确的,所以我一直说转轨经济学,其实是心目中有一个已经存在的制度作为目标。经济转轨和经济制度变迁,差别就在于制度变迁是指那种人们不知道未来变成什么状态的变化,而“转轨”其实大家都知道要向哪里转,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已经在世界上存在着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只不过我们的目标模式也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大家都在研究,都在吸取教训,都在不断地改进制度。各个国家又有一些特殊的历史问题。从这种制度的共性来看,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照,我们有什么、缺什么,应该说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从工具的角度来讲,加入全球化用国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等等,加上知识的扩散,关于制度的知识的扩散等等,这都是推进我们改革,推进制度化建设的一些工具,一些便利的条件。

  第三点,在共同点的下面有哪些问题是我们特殊的,是由我们过去几千年特殊的历史所决定而形成的,我们的特殊之处在哪里?这也是在我们现在体制改革所需要考虑到的。毕竟人类原始状态之后,不同的人群经历了不同的事情。我能想到的我们中国人几个特殊历史背景。第一点我想可以回到两千多年前。我们应该非常注重研究罗马帝国的国情。罗马帝国跟我们中国情况有两点不同,一是罗马有参议院,有贵族选举执政官的制度,不是世袭的帝制。平民当然没有选举权,但是有一个选举制。而我们中国那时没有,以后也没有——尧、舜等几次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很有偶然性,而且没有形成制度,具体做法也是请大臣们“推选”。二是罗马最后衰败了,它最终没能统一欧洲,而我们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一下子就是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很快就高度发达,但是没有形成后来资本主义发展中占很重要地位的城邦制度和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这应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差别。第三个差别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自己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也就没有宗教统治,没有黑暗的中世纪,没有毁命伤财的宗教战争,所以一直到近代,我们都是最发达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也就没有原则,改变制度可以相对容易,因为可以挂羊头卖狗肉,不用从基本原则改起,但是不容易形成稳定的制度。我二十年前写的文章提过这个问题,当时就是要比较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制度思想的文化差异。

  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性,比如,我们有着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近代之后我们又落后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到底是落后的优势还是落后的劣势,其实在我看来落后本来就是劣势,是经济学家把落后可以借助别人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加快自己的发展这件事,命名为“后发优势”,才有了这种概念上的争论。这种劣势也是很重要的,会使我们总在与先进的比较中一方面总是妄自菲薄,另一方面总想加速赶超,做出许多蠢事。

  认识到这些,对于我们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下一阶段进一步怎么做,而且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会有益处。我想在这儿提出这些,也是跟大家共享,然后希望我们从中看到将来还会有哪些问题,怎么展开我们学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