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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ra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镇。5年前,她逃离了备受金融危机折磨的美国,怀着巨大的好奇和憧憬来中国闯荡。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融入这个国家,Kiera换了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李丽”。
初到上海
李丽很快就发现,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上海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好找。
“有一次我去一家外资企业面试,遇到四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墨尔本回来的,一个是伦敦回来的,一个刚从法国的大学毕业,最后一个虽然不是海归,但在大公司有五年的工作经历,于是这个人拿到了工作机会。”
外国人的身份有时还会让企业产生额外的担忧。“很多外企不仅希望员工英文没问题,还需要中文流利。所以外国人在外资企业找工作并不容易。”李丽说。
到上海3个月后,李丽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这份工作并不算理想——公司只有几个人,薪水也只有几千元人民币,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总经理助理”这个头衔依然让远在美国的家人欣喜不已,毕竟与她在美国比萨萨店里当服务员的同学相比,这实在“太体面了”。
不久,李丽感觉有些不对劲。对她来说,在这家公司上班太“轻松”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公司合作伙伴参观,或是陪老板偶尔把国外来的生意伙伴从机场接到酒店,再陪着吃吃饭、聊聊天。至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李丽没有丝毫参与的机会。最终,她主动放弃了这个充当“花瓶”的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李丽依然不满意,因为薪水不高,竞争却异常激烈。
最关键的是,虽然和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但公司却不愿给员工办理在华就业证和居留证,这让学过法律的李丽心怀忐忑,因为这意味着她得不到中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于是,在到上海半年后,李丽第3次跳槽。这一次,她又回到外贸行业,负责企业与美国客户的日常联络。这次不像上次那样轻松,因为时差,她每天都要上夜班,每周还有几次白天要加班,这让她疲惫不堪。
“中国人的节奏实在太快,跟不上,除了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李丽一度感到很沮丧,甚至动了回国的心思。
辗转流离
到上海一年后,李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这让她下定决心留下来。“为了表示在上海创立一番事业的决心,我们在上海只用中文名字。”
李丽的丈夫Brett也是美国人。Brett在美国的大学里选修过中文,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李润”,为了表示是一家人,他给老婆Kiera取的“李丽”这个名字,都姓李。
2012年圣诞节过后,李丽和李润就住房问题爆发了一次争吵。
李丽在古北的“豪宅”原本由他的上家公司支付房租,离职后房租成了沉重的负担。李丽坚持换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润却有心理障碍,认为这会让他逐渐疏远原先的圈子。李丽却觉得那种心理是不切实际的“虚荣”。
最终,李润还是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他们搬到了杨浦的新江湾城。虽然没有古北那么高档,但这里也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国际化社区。每个月9000元的房租,对李润来说轻松多了。
但是,通货膨胀、房租上涨和雷打不动的工资,还是让李润的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准备续约的时候,房租从9000元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3万元。李润只得另谋住处。
无奈之下,李丽在朋友的推荐下住到了虹口,虽然没有了高档国际社区的气氛,但房租却比原来便宜了1/3。
住房只是李丽一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物价飞涨,小孩的教育经费和医疗问题等让李丽一天天深陷“柴米油盐”的困扰。当年雄心勃勃的李润也开始动摇,考虑回国。“中国的压力太大,而我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李润自嘲道。
有人选择离开,也有更多人选择进来。跨国猎头企业翰德最新一次的亚太区域招聘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司的平均人才流失率高达10%到2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80%的中国企业有着招聘的需求。即使在2009年经济最低迷的时候,中国还是有33%的企业在增聘人手。
不过,虽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量一直有增无减,但近几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当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成为企业用人的参考,他们在中国待遇的变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而像李润与李丽这样在中国“打拼”的外国人,或许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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