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对这一理论创新必须准确解读。真理再多迈出一步，就成谬误。这一点用在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十分恰当。

  ■ 何秉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原秘书长、研究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我国未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做了全面、系统部署。《决定》庄重宣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决定》的通过及上述庄重宣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旗帜，排除来自“右”的、“左”的种种干扰，面对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种种艰巨任务，义无反顾地率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闯关夺碍，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全面、系统地推向深入的雄伟胆量和坚强决心。前进的方向已经明确，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现在的关键是坚定不移地朝着总目标把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决定》的敲定及改革蓝图的绘制，是排除“右”的、“左”的种种干扰的结果；落实《决定》的过程，必然还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干扰。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反复证明：每当改革关键时期，各种错误思潮便会冒了出来，企图干扰乃至误导改革进程。这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更非空穴来风。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纷纷粉墨登场，对三中全会《决定》进行解读，说什么《决定》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取代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就是主张“市场说了算”，就意味着“大型国有企业的权力垄断要打破”，是要建立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的市场”，这“符合私有资本和西方投资人利益”。这明显是在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一套曲解中全会的《决定》，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导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所以，准确理解并阐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述，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本排斥政府对市场、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和宏观调控。从哈耶克到科斯，到弗里德曼，无一不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和调控行为都是无效率的、不必要的；他们主张的自由市场、自由经营等是绝对的自由。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确实具有灵敏性、灵活性的优势，可以推动企业按照价值规律改善经营管理，推动企业根据供求规律主动适应市场供求变化，促使资源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流向经效益好的企业或行业、部门，从而在一定时间段内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必须看到，市场同时又具有盲目性这一先天性的缺陷，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领域，正是市场的盲目性这一先天的致命缺陷，往往给社会酿成巨大灾难——经济危机。

  从19世纪20年代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至今的近200年间，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资本主义世界就暴发—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或金融货币危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便是证明。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单个企业内部的有计划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一客观规律；也正是由于这一客观规律，推动“由市场说了算”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被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完美结合为基础、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基本特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取代。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一客观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当然不是要回到“由市场说了算”，否定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宏观调控，其出发点是为了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这两者间的关系。就是说，其前提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并存，既要发挥市场在调节方面的灵活性、灵敏性，以解决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发挥政府“事前”的规划或计划的指导，“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特别是在“市场失灵”时的宏观调控功能，以解决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确保国民经济协调平稳运行，减少波动、杜绝危机发生，这也就是《决定》明确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第二个方面的本质区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调节支配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也就是所谓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市场说了算”。而《决定》提出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仅仅限于资源配置，而且这里的“资源”，主要是指一般性资源，并不包括地下资源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由国家控制的战略性资源、特殊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源配置问题绝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它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比如，文化、教育、医疗甚至金融领域等提供服务性及其他公共产品的领域的经营活动，可以引入市场的竞争性机制，但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能“由市场说了算”。以往一个时期，一些人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提出所谓文化、教育、医疗领域实行“产业化”、“市场化”，结果如何呢？导致文化低俗、媚俗，严重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最终“去意识形态化”、进而“西化”，偏离党制定的多年行之有效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导致邓小平同志二十多年前就已指出过的“最大失误在教育”局面长期不能扭转，而且越来越严重；卫生医疗领域一度形成因价格高企致使普通百姓看病难、买药难等就医难的局面。后果极为惨重，是为前车之鉴！

  三、《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第三个方面的本质区别是，两者的所有制基础是根本不同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说了算”也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以彻底私有化为前提或基础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公有、国有必然导致垄断，不可能由“市场说了算”，经济活动也不可能有效率。因此，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公有制十市场机制。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就清楚地表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不是要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换句话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可见，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借口解读《决定》，攻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攻击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为垄断，叫嚣要消除这种“垄断”，搞垮国有经济， 居心不良，值得各界高度警惕。

  第四个方面，《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区别是，表现在分配领域，是坚持“劳动者优先”、同时依法保护资本的合法利益，还是坚持“资本优先”。“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收入分配也应由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供求关系也即“市场说了算”。新自由主义者深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与劳动这一组关系，资本总是处于强势、支配地位。资本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有意识地保留一支失业大军，以便造成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供求关系中有利于资本的“市场决定”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均反对、批判国家运用财政等手段解决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以刺激需求，增加就业机会的原因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总统所自我标榜的“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采纳的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与需求两者间，是供给决定需求，而在决定供给的诸要素中，又是资本最重要。所以，供给学派极力鼓吹资本优先，主张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国家财政向资本倾斜，尤其主张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以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供给。这也就是所谓“效率优先”的由来。很明显，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这一套理论是为资本说话、为资本服务的理论。自里根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均延续这一政策，其后果是导致美国严重的贫富不均，30多年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造成了美国社会99%与1%严重对立的社会格局，并最终导致2007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并蔓延至全世界、祸害全世界，美国也因此沦落为人类灾难的制造者。对于我们来说，美国的灾难同样是一面镜子，我们决不能走美国的路。所以，《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完全适用于分配领域。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领域，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但拒绝“市场说了算”，而应由市场和政府各自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初次分配中市场的作用可以而且也应该大一些，但政府也不是置身事外，必须注重宏观指导，如“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要求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再分配则应主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在收入分配的全过程中，都要加强政府的监督作用，落实各项法律、政策的规定，以确保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对这一理论创新必须准确解读。真理再多迈出一步，就成谬误。这一点用在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十分恰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是有边界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划清边界，准确地拿捏好、掌握好分寸，多迈出一步，就会堕入新自由主义的万丈深渊，我们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历史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