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 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近期一些中央企业或地方国资委也推出了一些混合所有制 的方案，但基本上是响应者少，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拥护也并不积极，早已经没有了上一轮企业改革的气势。

  其实私有制和公有制没有先进落后 之分,只是适合不同的经济领域而已，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公共服务实行全民公有效果更好,对于只是提供私人物品供应的行业实行私有制更合适,这是经济学研究 早已得出的结论，当然，对于部分特殊的行业也可以实行混合所有制，兼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优势，但这适用于哪些领域还有待研究。总体上，适合实行混合所有制 的行业是不多的，混合所有制并不具备普适性。

  对于国企的改革，首先，我们必须去掉国企“低效”的陈旧观念，在很多领域，国企的表现是优 于私企的。我们不妨看看世界上的案例，比如在铁路领域，法铁、中铁是国有的，德铁、英铁、美铁都是私有的，英铁私有化之后安全事故不断，而德国联邦铁路公 司(DB)私有化后则被指“只让有钱人坐火车”，而法国，到现在还保持着铁路的国有，并且运营得还不错。2010年欧洲民调结果显示，在德、法、意、西四 国，法铁受法国人的喜爱程度最高，只有41%受访德国人表示“对德铁有好印象”，而对法铁有好感的法国人则占66%。

  在高铁中，德国私 有的高铁曾在1998年发生过重大事故，而法国的国有高铁则以“30年零事故”闻名世界，国有的中国高铁也非常的成功，日益成为中国最能拿得出手的一张名 片，而奉行私有主义的英国和美国至今还没有一条高铁，而且即使是普通铁路速度也极慢，英国铁路时速只有80公里。

  在核电领域，法国和中国的核电是国有的，以技术新、效率高著称，德国和日本的核电是私有的，日本发生了福岛核泄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德国的私人核电也隐患重重，日本出了大事故后，各党派对核电要不要全部关闭迄今争辩不休。

  自19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借滞涨经济危机上台，确实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私有化浪潮，以英国、新西兰等国家倡导的“新公共管理”为代表的政府改革运动中，民营化或私有化是其题中之义。但是这股浪潮总体上是失败的，最典型代表有英国铁路和巴士的民营化。

  当 大量公共服务外包给企业后，政府却发现它们失去了对这些业务的控制，而企业的表现并不比政府好到哪里去，甚至在某些领域的绩效指标出现了严重倒退。更为重 要的是，公共服务注重的不止是经济性和效率性，它更强调公平性和问责性，而这些往往被单纯追求经济利润的企业所忽视。当国家被“掏空”后，政府往往不得不 仰人鼻息，对承包公共服务的企业百依百顺。许多政府在无可奈何之下，开始收回原来转让出去的公共服务，以避免企业失灵而引发政府停摆。于是，在大量业务外 包发生的同时，许多政府开始回购这些公共服务，出现一股回购的潮流。不仅西方在回购，中国也是，以公共交通为例，一些曾经风风光光将公共巴士企业外包的城 市（如湖北十堰、湖南长沙等）在近些年又重新回购业务，并转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负责运营。

  中国的这轮以“混合所有制”为核心的国 企改革方案是在反垄断，反权贵的舆论声潮中仓皇推出的，其实反垄断并非私有化一条道路，上世纪的美国进步改革运动中，实行“国有化”反而是反垄断的一个重 要举措，比如当时的私人铁路公司都是在反垄断的大潮中被国有化的，“权贵”一词其实也是从西方引入的，在西方的批判性著作中，权贵是指那些私人资本及其政 治代理人，如果中国不了解西方这些运动的背景，而是盲目的在中国进行套搬，不仅无异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还很可能导致新的更大的问题。

  众 所周知，中国是有部分经济学者是钟情于私有化的，但这并非从学术出发，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气用事，而政府所讲的“混合所有制”，本意并非私有化，不是为了 削弱国企，而是为了壮大国企，让国企“涅槃重生”，关于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已经有过清晰的表述，总体上部分学者的要求与政府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 在出台每个具体的改革方案时必须先证明这样的方案不是在搞变相私有化，而是为了壮大国企， 如果不分行业,领域,而是一混了之,那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