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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G7/G8曾在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中发挥着突出作用，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下降，G7主要负责协调发达国家应对影响其本国经济的挑战——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G7成立之初的使命。随着2014年3月白宫宣布暂停俄罗斯G8成员国地位，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G7的决定对于全球而言，更不具吸引力。
他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带来的最好消息是，治理机制在应对“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的过程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后者曾长期困扰着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国际机构。随着新兴经济体、企业和民间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治理议程的制定，需要通过谈判确定的、旨在改善目前世界经济秩序的新规则和规范都可能需要得到更广泛的国际认可。
然而，阿凡特谢夫同时指出，传统的“合法性—可操作性”（legitimacy-operativeness）困境依然存在。因此可以借助两种策略应对“可操作性赤字”（operativeness deficit）问题。一方面，包容性治理机制应针对那些关键参与者的利益，如果没有重合，要求借助不存在冲突的、具体国家（和具体地区）的措施来应对共同挑战的问题。这是一种可为2014年11月G20布里斯班峰会成功起草并执行决议做好准备的策略。另一方面，在全球主要参与者存在严重利益不对称的地区，应采用国家集团的方式予以解决。尽管这种方法经常因为不关心未被邀请参与（或不具资格）相关治理行动计划的国家的利益而饱受批评，但在“真正的全球性”决定因长期的利益不对称而受阻时，这不失为上佳选择。金砖国家近期的金融举措就是这种方法能够对参与国产生潜在积极影响、而不会对其他第三方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典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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