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机构观点来看，兴业报告认为，福塔莱萨金砖货币体系和金砖开发银行标志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启动。今年10月24日，中国带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该行成为中国向全亚洲进行资本输出的战略性平台。建立该行便是中国效法美国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的行动。人民币国际化将释放外汇储备，成为中国实行资本输出战略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则是中国资本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申银万国证券（申万）报告认为，借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与西欧国家双赢的先例，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将提升境外直接投资，开辟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出口，消化过剩产能，破除贸易壁垒，最终确立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全球贸易及货币体系。笔者研究认为，这些最终的情形是中国资本输出大幕的一个标志性信号。

  A股市场近年的总体运行环境上，虽然有QFII、预期较为明确的沪港通等对外开放的步伐，也有QDII等投资海外市场的额度拓展，实际上资本输出特别是对外直接股票投资上发展较为有限。目前中国机构或个人投资海外市场的限制性、人民币的兑换等均使得资本输出的规模有限。目前深沪A股市场的总市值在30万亿左右，而随着解禁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IPO、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容，实际上目前A股本身交易的基础，主要利益于内生性投资的累积，而一旦资本输出政策不断拓展，那么A股市场的流动性或将面临一个较为明显的冲击。

  从世界主要资本市场来看，资本输出明显的时期或稍后阶段，所在国资本市场总体表现疲软，比如“马歇尔计划”始于二战后的1948年4月，旨在帮助欧洲国家战后重建。在该计划实施的四个财政年度，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从食品、设备、原材料等各类实物到工程、技术、赠款、贷款等多种形式的援助，价值约合130亿美元。尽管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帮助极大，到1952年该计划资助结束以前，所有受助国的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二战以前。但我们看到1948—1968年期间，美股股市总体疲软，1957年下半年，美国股市出现一次全面的持续性的下滑，引起全球股市大波动；1967年四季度，美国股市大跌，引发全球股市大幅波动；1974年三季度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暴跌等。从轨迹形态来看，其间也有良好的市场表现机会，但总体性疲软是资本输出阶段的主要运行轨迹。

  亚洲市场的日本，在80年代后期，日本资本输出非常明显，三菱重工、丰田汽车、本田汽车、索尼、松下电器等海外投资项目不断，这些企业巨头在获取海外投资收益的背景下，带给本国资本市场的结果却是日经225指数的泡沫式下跌，因为与股票市场直接或间接的资本流动，寻找海外市场输出的大量资本，总体减弱了投资股票市场的热情或规模，我们看到1989—2012年日本股市的运行轨迹正是资本输出高峰期，股市下挫的真实体现。

  中国目前资本输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这一点既有挑战也有机会，对于区别性行业与机会而言，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化解对A股市场的总体负面影响。无论是中国带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还是在高铁项目的对外投资、一路一带，这些对于部分领域的影响有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但对于股市运行则面临资本投资选择性流出或总体资金偏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将形成对金融、证券、信托等行业的冲击，对于实体经济中的资本输出则偏向于结构化机会。

  据环球网近期相关信息显示：中国政府提出用五千亿美元的规模建立“和谐世界计划”或“共享发展计划”的基金，其中包括一千亿美元或其他外汇规模和三万亿人民币规模，即民间称的向外投资的“四万亿”。2014年10月，以中国为首，包括印度、新加坡在内的21个国家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持有最大股份。中国向全亚洲输出资本的战略性平台亦由此建立。研究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推出的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是在国内本土进行的投资，受益方自然是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上市公司与行业，在阶段内刺激了股市表现；反过来看，如果中国资本输出规模不断扩大，则可能使得一方面使部分受益企业得到外部投资收益，但对外投资的风险也具不确定性。可以说资本输出是把双刃剑，结构性的机会与风险将区别于行业企业，但对资本市场的总体影响或较负面，除非外部资本流入中国的进程有一对冲。实际上，中国目前利用外资的规模在减少，加之国内产能过剩行业与地产业泡沫的演变，资本输入的规模或将减少。

  总体而言，中国资本输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在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向世界推出“中国制造”的同时，这是一个机会与风险的对冲，对于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而言是一个利好，但对于国内A股市场或在一个较长时期形成负面影响，形成严峻挑战，但结构性机会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