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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内涵
治理理念勃兴于20 世纪末, 其含义开放而极富弹性。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与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管理不同,与管理采用单向、强制、刚性的手段不同,治理更多采用复合、合作、包容的手段,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通过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手段充分发挥治理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调整。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体多元、关系多元和利益多元在社会中日益呈现出来,社会治理的难度显著增加。如何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实现社会稳定,需要认真审视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和理论方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用“创新社会治理”取代了原中央文件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并对社会治理的内容界定为“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将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确定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治理包括“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并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提高法治化水平的要求。
社会治理的制度瓶颈:综合治理的视角
近年来,成都市深入扎实推进综合治理工作,很多特色工作甚至走前全国前列。但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大背景下,综治工作正面临以下瓶颈:
一是综治工作存在部门分割、多头管理现象。综治工作与平安建设、维稳、信访等工作内容互有交叉,往往形成多头管理,一些工作不仅职责划分不清,权限不明。二是社区网格化管理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如网格划分不科学。有的网格太大,无法实现精细化管理;有的社区划分过多网格,网格资源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同时,网格员任务繁杂,网格员素质参差不齐,工作质量难以持续保持高水平。三是社会治安防控信息化、网络化程度不高。如宣传、引导、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尚未健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不完善。四是基层调解仍然缺乏有效衔接。如联动调解机制不完善;“三大调解”运行仍然存在不规范的现象;社区调解工作“窗口”单位建设不健全;社会调解的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等。五是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加大。六是社会力量参与综合治理还有待加强。如政府包揽过多,导致社会组织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不够等。
提高多层次多领域社会依法治理水平
第一,增强基层调解的专业性和衔接力度——加大“源头治理”力度。一是更加注重专业调解。完善行政职能部门调解责任,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参与的调处化解机制。创新调解方式,突出抓类型化调解,探索网络在线调解等新形式。二是规范基层调解工作“窗口”的各项制度,探索多样化的基层“大调解”对接方式。
第二,加强社区网格资源整合力度——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一是尽快对社区的各类网格进行整合,建立统一、规范的综合治理网格。二是通过招聘或调整的方式,完善社区网格人力资源的整合。三是着力构建“党委政府主导、政法综治协调、信息化为支撑、四级整体联动、服务管理高效、社会平安和谐”的工作格局。四是进一步加强流动网格责任体系建设,推进流动人口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模式创新。
第三,健全基层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深化“综合治理”功能。一是在县(市、区)层面,逐步建立综治工作服务管理平台。二是在乡镇(街道)层面充分整合基层多元化综治力量参与综治工作,服务综治工作。三是在社区(村)层面全面推行“一委一居一站一办”服务管理架构,重点推进综治办规范化建设。
第四,创新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铸牢“公共治理”根基。一是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建设,推进综治基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完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构建全区域覆盖、全时段防控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三是健全网上网下综合防控机制。
第五,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打磨“多元治理”基础。一是加快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机构、职能、经费、人员等方面分开。二是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会服务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类社会组织。三是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第六,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营造“依法治理”氛围。一是坚持和继续开展“法律七进”活动,进一步探索开展法律进社会组织、进院落农户、进集贸市场、进公共场所、进建设工地、进教堂、进网络等活动。二是采取有针对性的宣传措施,进一步推动普法向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延伸。三是借助开辟手机报、官方博客、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易信、飞信、QQ等平台,积极探索新兴媒体在法制宣传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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