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已成当下社会的普遍共识，法治中国已成人民的美好愿景。法律 的尊严在实践，法治的权威在实践。一个不被遵守的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容易、最多 次违犯的法，就是《道法》。过去，由于执法不严和交警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交规不能得到严肃的尊重和严格的遵守。

  最近几年，由于监测技 术的提升和严格执法，开车栓安全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成广大司机普遍遵守的行为自觉，并内化为内心真诚的信仰。酒驾危害大、查获概率高、处罚非常 严，较好地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员也不敢违犯。从这个小小的侧面，我们能够真切看到和切实感受到我国法治进程及其成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的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 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法治的精义在于规则的统治，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认为：“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 治理的事业。”现代法治是一种形式法治，强调规则的普适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下，千差万别的社会境况和个人境遇就不能被特殊照顾，因而不能完全真 正实现效率和公平正义。其实，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法律才最易施行，也最能体现公平。而当下之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典型的异质社 会，同一尺度的裁量在不同地区、不同时候并不能总是导向实质正义。

  孟德斯鸠说：对一个人的不公，是对全社会的威胁。所以，我们要让每一 个案件都能实现公平正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美好愿景并不总是能轻易实现。一方面，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类社会总有一些东西是法规范不了、或不需 要法规范的，除了语言无力完全表达之外，还有宗教、道德等可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有些纠纷不适合司法解决：或人数众多，或问题、情况复杂、诉求多样，司 法组织很难解决。还有大量纠纷用其他手段如调解等或许更有效，无需法律的秩序，运用民间手段调解即可，因为司法成本高昂，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法官是具有 七情六欲的感性生命个体，还要受到自身品德、知识、水平、能力、性格等局限。对每个案件都做到公平正义地履职是最高要求，也是我们对于法官的理想想象，如 英国的法官以及从前英联邦国家和地区的法官，头上戴着一个披肩假发，律师戴着小假发，法官和律师都穿黑色的法袍，以一种非常礼仪化的装饰，代表掩去其本来 面目，去除私心杂念，成为法治的化身，成为公平正义和真、善、美的化身。

  王岐山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十三亿人，不可能仅仅靠 法律来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法律法规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 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国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中华传统文化是 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文化营养。

  因此，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顺应民族的特点和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关注本土的现实法律和传统的理论资源，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使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转化中焕发新的生机。

  中 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教化，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想的社会状态是“息讼”、“无讼”。孔子主张“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判例传统能够做到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有助于实现实质的正义。所以，在古代中国，“刑讼”是不发达的。法家思想也具有较大的合理内核，形式法治的理论，对法治与效率的强调，我们将其 应用于民主政治的运作之中，对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传统中国是个乡土社会，人情社会。从某种意义 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国政治是一种情感政治，而不是理性的制度政治。因此，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可能会有一些温暖和温馨的例子，如对弱者 的同情和对强者的严苛等，但总起来讲，终究会带来严重问题。传统法律规则常常以习惯法为表现形式，与生活实践融为一体，水乳交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形 式法治恪守规则普适性所带来的弊端，但是，它也可能破坏法律应当具有的确定性和普遍性，从根本上伤害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

  总之，法治， 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机制。我们既要充满信心，也不能简单化。既要有强制性，也要有平衡性；既要坚持形式正义，也要追求实质正义；既要吸取西方的法治思想， 更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法治智慧，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合到现代法治实践之中，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