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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调频
中国经济指挥棒之变
■ 李光金 报道
1934年,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向国会金融委员会呈递《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开创性地编制了全国国民收入数据。50多年后,1992年,在大洋彼岸,中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中国实行SNA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成了我国最重要的经济指标。
GDP见证了中国冲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但当经济增长日益与民众生活幸福感错位之际,官方也在逐渐调整甚至放弃以往片面追求GDP的考核模式。
2014年,中国多个省份对市、县(区)的考核进行了调整,很多县市取消或弱化了GDP考核。在告别“唯GDP论”的道路上,呈现加速态势。这股淡化GDP考核之风实际上来自于中央高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随后,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不能仅仅把GDP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GDP及增长率论英雄。
有正确的“指挥棒”,才能引导正确政绩观,真正把工作重心转向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上来,转到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和生态环境建设上去。
12月23日,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又一件大事落定—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落幕,研究了“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在此前,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当然,农村属于“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中的明显“弱项”。
改革创新,一以贯之,着眼中国经济“调频”。
从农村工作会议发布的消息中,可以分析出当下中国经济的几大关键词以及明年经济工作的发力点:
“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指向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指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冲抵整体投资下滑的压力。
“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指向调结构,稳增长。
对中国经济而言,2014年尤值得复盘。因为,2014年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是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十三五规划也在4月1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召开的专门电视电话会议得以启动。
2014年,中国经济出现诸多拐点:告别高速增长,“新常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走出去步伐频频,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显示,作为以前的“吸金大户”,中国今年对外投资额将首次超过外来投资;啃掉诸多“硬骨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甩开膀子;不再“大水漫灌”,更加尊重市场,定向调控成为宏观政策的新思路;加速告别“唯GDP论”,就业和收入成为更看重的指标,各地探索环保、法治等新的政绩考核机制。
“微刺激”找定力
发展模式从粗放到精耕,首先需要扭转的是经济政策取向。
过去这一年,大水漫灌,在经济决策领域多次引用。2014年7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他指出,必须坚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
下行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如何稳经济,会不会选择强刺激?面对国际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李克强在10月份出访欧洲时,专门给予回应。他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没有实行“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没有放松银根和扩大赤字,而是强力推改革。
金融政策,是“精准滴灌”的首选。在2014年11月21日,中国央行宣布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40个基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同时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
效果立显。流动性的增加,令疲软的资本市场一扫颓势,股指连日大涨,股民喜笑颜开;房地产市场上,房贷压力的减轻无疑会刺激抑制的购房需求,“房地产回暖”的声音重现。当然,在个别领域出现的“牛来了”是种一厢情愿。
最重要的是,从经济学的逻辑看,降息的预期已渐趋强烈。微刺激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催发投资热情,可成为经济下行压力的一股反向作用力,而且是主动作为、主动调试,充分展现了可控性。
调频,还体现在对市场力量的尊重,和经济规律的秉持,平衡有形和无形两只手的力量。
松绑市场之手
首先是为市场松绑创造条件。2014年,将权力关进笼子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有限政府”,可以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更可以让市场活力得到更有效发掘。
2014年12月初,一个“透明的笼子”在广东打造成形,广东印发《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将地方政府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单收尽,并统一规范名称,赋予唯一代码。这是我国首张涵盖省、市、县三级全部行政审批事项的一单式“纵向权力清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2013年简政放权取得实效的基础上,今年年初中央政府承诺: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有媒体梳理发现,今年已召开的37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22次提及简政放权,彰显了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坚定决心,目前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9批共798项行政审批事项。
其次是具体经济领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声胜有声”,“楼市调控”连续第二年“缺席”中国经济定调会。无论是去年的楼市高烧还是今年的骤然降温,中国楼市调控“去行政化”趋势显现。
“限购”大面积松动、“限贷”大幅度放宽、“限价”逐渐消失,此前加诸楼市的重重枷锁,正逐一松绑。商品房市场本就是一个市场化的场所,供求关系、产品结构都应该由市场决定。西方发达国家也大都没有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一般通过金融或者货币政策调整影响楼市。
政府之手则开始向土地制度、金融、财税制度等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转移。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例,如能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能与城市国有土地同等入市,那么或改变地方政府一家独大的状况,有效调节土地供应量,控制地价上涨幅度,从而从根源上调整房地产市场。这种淡化行政、从更深层次原因入手的楼市调控,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旋律”。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唱好经济决策这场“重头戏”,实为重要。
创新中国
靠智慧驱动 告别用汗水苦撑
■ 胡同 报道
30多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增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继续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过去粗犷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面对全球需求放缓,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凸显,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
此外,根据2014年斯略特全球对近400位中国及外资企业高管进行的《2014中国创新调查》显示,42%的中国企业和21%的在华外资企业认为,创新在公司战略议题中的重要性排名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对本地市场及客户需求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将创新重点转向技术研发领域,试图以技术创新取得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深刻地认识到本土化创新必须基于对本土客户需求的充分理解。同时,创新在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4年,从全球到中国,创新、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新常态下的转型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14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4%。这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出现了针对中国经济的唱空论调。2014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提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他认为,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点,即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三期叠加是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中国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
原有的发展常态一去不返,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找新增长点,以此来支撑“新常态”下的换挡升级,这个答案就是科技创新。唯有如此,才能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促使中国制造脱离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进发。
驱动已经开始发力,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技术改造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前10个月工业完成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4.7%,比工业整体投资增速高出1.6个百分点,占工业投资比重40%左右。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表示:“中国将围绕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组织实施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重大创新工程,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重点环节,在全国着力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区。”
创新领域的人口红利
对于全球来说,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也算大国,以2012年为例,2012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为一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三。从研发产出而言,2011年中国在国际专利组织申请的发明专利数达到12万件,同样位居全球第三位。这一成果来之不易,早在2002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总数还不到2012年的10%,世界排名第七。
如果研发投入在未来保持10%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将在2020年超过2.5%,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一预测基于中国扮演的研发追赶者这一角色,由于可以享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外溢而进行的“逆向研发”,因此研发效率将大幅高于发达国家。以汽车行业为例,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行业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这使得中国企业获得了先进技术。
另一判断依据是,从2000年至2011年,中国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从10人升至38人,10年前中国每年毕业50万理工科人才,2011年,这个人数上升到250万。这意味着人才结构开始优化。但这一群体的薪酬目前只有发达国家的1/10左右,因此中国在创造研发这一领域的人口红利才刚刚开始。
而在政府的投资和政策鼓励下,直接介入战略性的技术收购(如高铁、电力设备行业)也会令一个行业迅速成长,以高铁为例,投资近百亿美元从西门子/川崎重工购买高铁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吸收,消化,再创新”的战略制造出适合中国地理环境的高铁。现在这趟列车正在李克强总理的推动下,开往世界。
美丽中国
APEC蓝
北京邻居们的礼物
■ 崔烜 报道
北京的雾霾天,在数年间已经成了一个难以索解的谜团,求解的媒体们开始另辟蹊径,有媒体提出,工、农业中大量释放的氨,是雾霾的元凶之一,而另一家媒体则认为,雾霾天的频繁出现,源于华北风力的减弱,而内蒙古、河北等地的大型风力电场是源头。
但这些非主流的解释很快因APEC蓝的出现被推翻。
2014年11月1-12日的北京,空气质量一级4天、二级7天、三级1天。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浓度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5%、44%、57%和31%。
企业停限产是保障空气质量的最主要手段。
然而,这样的非常手段显然不可能持续。改善整个华北平原空气质量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力改变现今高污染的产业结构,这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阵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邻居们给北京送上的最好礼物,但是,这其实也是整个华北地区将来能够共享的大礼。
治空污不再靠风吹
APEC期间,最高一级空气重污染应急减排措施在河北、山东的多个城市先后启动。
如作为六省市中包围北京的河北省,在《APEC会议河北省空气质量保障措施》中,将北京周边100公里范围内划为“一类重点控制区域”,北京周边100-200公里范围内划为“二类重点控制区域”,其余的为一般控制区域。各级政府的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和停产限产计划,均按国家对六省市APEC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30%以上的要求来制定。
以重工业城市唐山为例,记者从唐山市环保局了解到,从11月1-5日,唐山市按照主要污染物减排30%以上的要求,对相关工业企业执行了停限产计划,从当月6日零时开始,直到会议结束日的12日零时,减排力度加大到50%以上,钢铁、焦化、水泥、玻璃等涉及高架污染源的行业几乎全部停产。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此次行动的监督也尤其严厉。环保部16个督导组在会议期间进驻京津冀,“死盯”重点城市和重点污染源;河北省更采用了卫星和无人机监控,在全省实时监控秸秆焚烧和烧山、烧荒行为,并安排专人值守巡查;对各县(市)区实施停产、限产的重点企业和停工工地,派驻现场监督人员,实行驻厂、驻点24小时专人负责制。
不过,严控带来的代价不菲,并且难以持续。
咨询机构瑞士信贷(CreditSuisse)在一份报告中估计,APEC期间的停工措施已经影响到了中国钢产量的1/4、水泥产量的13%、工业产出的3%。
2014年10月至12月的三个月内,北京共发生了7次重污染过程,重污染日数达到15天(包括五级重度污染和六级严重污染)。从2014年全年看,有15个严重污染天,比去年多2天。
华北告别重工?
2005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首钢开始实施搬迁计划,从北京搬迁到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曹妃甸,然而,此举并未带来地区空气质量的改善,如今,整个河北的钢铁工业都面临着搬迁或者关停的压力。
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4年1-11月,河北省生产钢材21990.41万吨,同比增长4.39%。
长期以来,河北省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钢铁产量全国第一,水泥产量全国第二。
为了应对空气污染的巨大压力,河北制定了《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并在2014年6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
按照计划,河北省将通过推进联合重组,全省钢铁冶炼企业数量减少60%,组建15家左右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产能占全省90%以上,力争到2018年底,钢铁产能压减7370万吨。
不过,外界对于河北钢铁整合的预期并未乐观,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仍是河北难以承受之痛。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曾透露:河北每压减1000万吨钢铁产能,企业至少损失300亿元,上万人下岗或失业。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所长肖金成则分析认为,如果减少钢铁产能,对河北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巨大的影响,北京和天津应对河北进行补偿,保证河北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但仅仅补偿是不够的,还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消除虹吸效应,减弱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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