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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中国 新秩序国家
[发布时间:2015-01-08 09:14:08 点击率:]

   开年第一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新常态战略研究小组,组成强大阵容开展新常态下四川发展新战略研究,这是中国第一个吹响的社会科学院发起全面系统研究新常态的号角。

  走一条好路,走一条新路,设计一片新蓝图,规划一条新航程,这条路就是新常态之路。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发展改革未来的选择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坐标。在中国创建新常态的背景下,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反腐与经济运行一体的呼应和互动,是塑造中国未来新秩序的关键所在。

  新常态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河南考察讲话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第二次出现在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和党外人士座谈会的谈话中:“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随后的8月5日、6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发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具体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和意义。

  十八大以来,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出一系列新的治国理政的举措,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外交、法治等诸多领域逐渐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时期。何谓新常态?笔者理解:新包含两个方面,一就是较以往明显不同,有大的变化和特点;二就是新鲜生动,引领着健康进步的方向。中国在以上领域都出现“新”的气象,其基础和动力都来源于改革,正是由于坚持改革,才能出现诸多的“新”。什么是常态?就是长期要坚持和延续下去的态度和态势,而现在中国最明显的和最大的态度和态势,也正是改革。综合而言,新常态就是在更加深刻更加深入的改革的引领下,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过程中,执政党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现民族、国家、社会、人民的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新常态:

  从速度到质量

  增速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新常态中最重要的两个认识和概念。如何看待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应该说那是特定时期产生的特殊现象。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情况和条件而言,“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那样的高速度?应该说,是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按这个目标计算,每年7.5%左右的速度就能实现,所以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符合实际且明智的选择和追求。这要求我国在宏观调控上即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底线思维,保持不进则退的忧患情绪,又要坚持科学发展的战略思维,跑马拉松不能像跑一百米那样跑,要合理分布不同时段的速度和体力,摆脱单纯的速度渴盼,保持平常心,能快则快,但好字优先,发展质量非常重要。什么是发展质量?就是要做到环境友好、生态文明,资源节约、发展科学、进步持续。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将转型升级、调整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常态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应该怎么做?《人民日报》评论提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  

  政治新常态:

  反腐治吏,管党治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这明确无误地体现了中央坚定不移,将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实施“八项规定”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腐治吏,正“三观”、刹“四风”、“拍苍蝇”、“打老虎”,决心之坚定实在,行动之坚决果敢,效果之斐然明显,特别如周永康的落马,震撼了不少尚在观望心存侥幸的人们,使广大群众看到了中央改进作风、惩治腐败的行为绝对不是一阵风,而是防范“亡党亡国”的长期大计,非此不能凝聚民心,非此不能治党治国。

  所谓中国政治新常态,是指今后我党我国改作风反腐败将长期处于高压高频状态,目的就是促使执政党和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适应形势和时代的需要,促进整个政治生态朝着“清廉勤”发生向好的根本性变化,约束党政机构和公权力系统内的人员遵法守纪、遵章守理,并切实体会到国法党纪及其制度的威严所在和存在。即《人民日报》解读的“不拘常例、不违常情”。什么是常例?长期存在于社会和经济各领域活动中或明或暗的不正常不健康规则就是常例,例如“刑不上大夫”。“常例”已经被突破或者被打破的事实表明了一种不进则退的态度。反腐斗争和作风建设,必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现在,无论是揭开、撕掉已经退休、曾经高级别种种的“护身符”,还是针对“月饼”、“贺卡”等很多人眼中不是个事的“常例”的严律,实际上都在或者正在深刻改写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什么是常情?违法乱纪的官员党员受到应有的惩罚;公职人员受到制度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收入和身份享受相应的待遇;公私分明,让阳光照射刺穿原有的黑色灰色地带,这就是良好政治生态所应该具备的内容,这就是最合理最普遍。  

  社会新常态:

  对价值的坚守  

  新常态反映的是对社会价值观的坚守。一个社会决不只是人类自然本性的恣肆泛滥和丛林法则的简单博弈,人们发展经济、选择政治更看重的是通过经济政治的运行,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目标与价值追求。因而,围绕特定目标和追求而呈现出来的经济作为与政治努力就是该社会的“应该”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伟大的梦想,新常态反映的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

  我们以经济新常态为例。告别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了调整盘点、稳中求进的状态。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这一新常态很不适应,当作是力不从心的无奈之举。其实不然,以今日中国经济之实力,再来一个4万亿甚至8万亿的经济刺激都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样一件饮鸩止渴的事隋呢?经济新常态恰恰表明中国在“经济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上弄清楚了。

  经济应该求“好”而不只是“快”。经济发展应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不仅仅足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能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共享,而不是变为少数人积累财富要挟社会的工具,经济发展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未来,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也是李克强总理以改革为主打的“强式改革”,而不是片面的财政货币刺激。

  依靠财政宽松货币“放水”固然能维持一时的经济高增长,依靠廉价劳动力为世界打工也能换来天量的国际贸易顺差,但这不是持久之计。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经济附庸。我们可以引进技术,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关键技术还是要靠自己”;我们要善于运用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发展自己,可是一个大国尤其还是有独立政治形态追求的大国,没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是可以用贸易换回可口可乐、波音空客甚至大量的美元,但是不可能换回强大的国防、高端的产业、高素质的劳动者等大国之所以是大国的“标配”。而所有这些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的是工夫、是耐心、是坚守。

  经济上的“应该”自然带来政治上的“应该”。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依法治国,从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到重申政党理想信念,让人民群众不仅形式上当家,更要事实上做主,中国政治新常态方兴未艾。“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就是对中国政治新常态最好的阐述。

  大国复兴,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必须做的事情同样不少。“必须”体现的是对规律的遵循,无视规律一厢情愿、漠视规律得过且过是大国复兴的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克服不良现象,必须化解深层矛盾,必须守住身份认同,政治新常态在这些方面同样是可圈可点:

  ——打铁先得自身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先进优秀是底线要求,也是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但这些年来一些政党成员信仰丧失、作风萎靡、行为腐化已有蔓延之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不仅政党自身战斗力丧失,社会认同也会消失,长期执政就无从谈起。于是,以雷霆万钧的反腐败从严治党,就成为政治新常态的第一幕。

  ——改革不能变成少数人攫取财富的狂欢,不着眼于共同富裕的改革没有前途;改革不能让阶层固化、群体隔阂。如何才能重整改革形象,积聚改革共识?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必须的。

  ——人类社会越走向现代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越凸显。人类社会的技术也许是普适的,西方社会的汽车是四个轮子,东方社会的汽车没有必要刻意用三个轮子。但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价值却不是也不能普适,否则就是现代流水生产线上的“标准品”。那么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标注“这一个”,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湮没了自己、丧失了自我,守住、呵护并发扬自己的文化基因、价值源泉、精神家园就成为一种必须。只有保持了精神独立,经济、政治独立才有了坚实的基础,经济政治才会真正独立。习近平总书记曲阜访孔府、北京讲孔子,世界各国谈文化,正是要把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通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现代中国找到证明自己、说明自己的“软实力”。

  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解读“习近平新常态”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新”上。新领导、新作为、新气象当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习近平新常态”要义关键在“常”。我们之所以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到两年时间的作为、面貌、气象冠之以新常态,就是因为这些作为、面貌、气象与中国共产党奋斗90多年、执政60多年、改革30多年的作为、面貌、气象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就是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本来”状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接着做”。

  在强力反腐败,打老虎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方面,我们可以听到当年毛泽东从严惩处刘青山、张子善的回响;在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方面,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邓小平当年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的坚毅身影;风生水起的生态文明、自信从容的经济新常态更是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硕果。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前辈手中接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接力棒,更把他们的精神与意志、努力与作为“当作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关于这一点,我们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两篇讲话会理解得更深入。

  十八大后的这两年,正逢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和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都作了重要讲话。对于毛泽东,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对于邓小平,他概括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这“三大灵魂”、“六大品格”确实是两代伟人最突出的标志,但我们细细品味,认真观察,这又何尝不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勉与期许,践履与遵循?

  通过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保有中国精神的独立性,在十八大报告里写入“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等,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称为新常态,那么恐怕更多的是一代接着一代做的“常”,是寓常于新的表述、作为与姿态。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把这样一种应该、必须、本来的状态视为“新”呢?再光彩夺目的宝珠,不勤于打扫也会蒙上灰尘失去光芒;再先进优秀的群体,不保持自省也会犯无心之过。至于少数人更会通过“反常”来获取不公平正义的特殊利益,而且日子久了“反常”会变为“正常”,潜规则大行其道,伪道理甚嚣尘上,恶作为肆无忌惮。在这个时候,“常”倒反而有些新鲜和陌生了。这也提醒我们.今日中国社会在守“常”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至于称之为“习近平新常态”,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对新常态所体现出来的自警、自尊、自信、自强等希望与信念的认同与呼唤,而习近平正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给了中国社会这样一种希望与信念。  

  文化新常态:

  核心价值,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已经在全国激起巨大的反响,相信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影响将积极地持续下去。有人拿这次会议同72年前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比较。笔者认为,虽然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大量一脉相承下来的共同基因:一是二者都是我党在不同时期进行整风活动过程中召开的;二是都是在我党领导下全国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文艺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三是都提出了我国文艺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即文艺为谁服务的重大命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将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更加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加符合当代中国人民物质精神追求的需要。

  所谓文化新常态,笔者认为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国发展文化的态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唯物地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形成有新时期中国特色的文化潮流和文化成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在发展我国文化时必须坚持中国自己的主流价值,要注意保持对一些“泛娱乐化”“低俗恶俗化”等不良倾向的警惕,特别要始终对那些包装打扮成具有所谓“普世价值”,实际试图制造文化“颜色革命”的舶来理念、思潮、观点进行长期抵制和斗争,“烂苹果”要见一个剜一个;三是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为塑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我们的主流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出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劳动者、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呼声需要和集体意志。 

  军事新常态:

  精兵强军,捍卫主权  

  世界风云变化莫测,我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形势不容乐观,国际,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美国重返亚太,施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遏制围堵我国;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军国主义抬头,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在钓鱼岛问题上影响我国核心利益;朝鲜半岛局势不很稳定,成为威胁东北亚和平的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火药桶;俄美逐步走向对抗,克里米亚半岛事件给我国领土完整提出警示;越南、菲律宾在西方背景下频频与我在南海摩擦;印度与我边界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两军时有对峙。国内:藏独、疆独、台独从来没有放弃过分裂中国的企图,港独势力近期表现活跃;恐怖主义势力不时制造恐怖活动,威胁着国家建设和国内安定大局。上述这些问题和因素的存在,都决定了我国要保持一种军事新常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做好打仗的准备。

  我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的中国武装力量,组织了较以往时期更加高频率、多场次、大范围、跨区域的演练演习,并同有关国家开展了军事交流和合作,一切只为一个目标:能打仗、打胜仗。我国军事新常态表现在:一是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有针对性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更好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根本宗旨,使我军真正担当起党赋予的历史重任。二是我党我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努力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新的军事理论、体制编制、装备体系、战略战术、管理模式。三是我军要勇于改变机械化战争的思维定势,树立信息化战争的思想观念;改变维护传统安全的思维定势,树立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拓展的思想观念;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势,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改变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势,树立全军一盘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  

  外交新常态:

  积极进取,更有作为   

  过去很长时间内,照国际国内大多数外交观察家的眼光看,中国主要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外交能力有限,最主要的外交目标是尽快融入国际环境,总限于“搁置争议”、“韬光养晦”,应对的政策措施层次不多,内容不丰富,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不明显。随着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我国外交工作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内容和新趋势,表现在:一是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外交足迹遍布欧洲、拉美和周边邻国,稳定周边外交环境成为重中之重,对欧对韩的访问成为外交亮点,;二是中国努力谋划外交新棋局,举办亚信峰会、提出“亚洲安全观”和“一带一路”思路、牵头组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三是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中国的态度较以前明显不同并大有区别, “该打就打,该谈就谈”,给世人的印象是有分寸地敢于碰硬,不仅更加强劲,而且积极主动,表达着一种自信;四是中国去年以来外交战略似乎已从“等距外交”转变为赏罚分明的“不等距外交”,既有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样的“棒子”,也有“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果子,更提出了“欢迎搭中国快车便车”的理念。中国正在维护和延续“重要战略机遇期”,并用多角度、立体化、全格局的方式,表达着中国声音、思维和力量,为构建一个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在中国外交出现的新常态观点上,赞同中国驻珀斯总领馆代总领事刘禹同在《2014: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与中国外交新常态》专题演讲中的分析,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思路,就是不走历史老路,打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零和博弈的魔咒,反对“国强必霸”的悖论,建设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二是提出打造升级版周边外交的新思路,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倡导“一带一路”,强调中国的发展能够带动和帮助周边国家发展和繁荣;三是提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强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要互惠互利,同舟共济,提倡新的义利观,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交往应义利并举、义重于利。中国外交新常态是因应国际环境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有利于更好地处置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法治新常态:

  法治中国 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努力。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的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讲道:“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坚定不移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旗帜鲜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无疑把这种探索与努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并决定依法治国问题,标明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也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有以下几个新的重大的特点聚焦着国际国内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无数眼光:一、全会明确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我党当前的思想行动指南,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最新最实际的理论指针和智慧支撑;二、全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全会首次做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的重大论断;四、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并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要求。四中全会的召开和决定,将使法治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长期的建设和努力方向,一个充满艰巨又充满希望的奋斗坐标。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执政党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明确态度,用以指引发展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65年走过的历程后,展望未来,提出八个“坚持”: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改革创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高举团结的旗帜。八个“坚持”全面总结了中国发展事业的目的、道路、原则、方式方法、对外政策、党建与作风。伟大的时代要有伟大的姿态,坚持就是信心,坚持就是常态,一个中国新常态时期,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