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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1月22日、今年3月1日和5月11日三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今年2月5日和4月20日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再加上这次降准降息,用频繁“双降”来比喻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毫不为过。
自然,银行降准降息,社会各界一片欢欣,甚至还有民众直呼“央妈才是亲妈”。当然,央行每次降准降息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为利率全面市场化做好了铺垫,客观上对社会融资成本下降起到了一定引导作用,对经济稳增长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尤其对股市走牛和楼市回暖更起到了催化作用。就拿此次双降来说,也主要基于A股暴跌倒逼宽松加速、缓解地方债务置换和债务到期、季末资金面压力、稳定短期利率、降低长端利率、维持宽松货币环境等因素考量。这些因素催逼央行降准降息亦是客观经济形势所迫,也让人容易理解和接受。
然而,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不管是存款准备金普降还是定降,央行都有足够降准政策理由,如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能力、强化正向激励作用,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激发银行业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央行降准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都不容置疑,但每次降准释放的天量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尤其释放的资金是否流向了实体经济更让人无法说清楚。只有商业银行知道释放资金的真正流向。
按道理,央行通过三次降准降息,全社会资金成本应有大幅下降,资金流动性应足够充裕,且事实表明社会融资成本有下降迹象,银行资金流动性也很宽裕。最近,上海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最低时降至接近1%的历史低位,6月末银行体系超额备付金水平仍将保持在3万亿元左右,且2015年5月份,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16%,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91个百分点,创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即使如此,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融资贵现象仍没得到根本改观。造成如此怪象原因很明显: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受国际国内经济疲软影响导致整体经济不景气,银行不愿放贷和不敢放贷,造成资金在银行体系内滞留或通过各种暗道流向其他非标信贷资产领域。另一方面,银行大量信贷资金通过伞型信托及向房企注入等方式流向了股市和楼市。事实上,每次降准股市就攀升一次,楼市就回暖一次,股市“疯牛”与当前一线城市楼市价格上涨,降准降息是真正幕后推手。显然,目前降准降息实际上真正利好了股市和楼市。再一方面,降准降息还有利于资金流入政府融资渠道,降低了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也缓解了政府债务偿还压力,为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进行债务置换提供了有利的金融环境。
当然,也不是说降准降息资金流向股市、楼市和政府融资腰包就是坏事。但笔者认为,目前让降准释放天量资金过度流入股市、楼市和政府融资渠道,不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一是靠降准释放资金来支持中国股市,只能是股市日益成为政策市,不利于挤出股市泡沫,把更多民众引向股市投机深渊,会进一步掩盖股市带来的巨大经济隐患。二是靠降准降息来支撑地方政府债务,虽可化解地方政府暂时融资和偿债危机,但更会加剧地方政府融资和建设冲动,不利于地方政府形成节约资金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理念,加剧社会资金资源低效配置,形成资金浪费。三是楼市回暖,在加剧城市房价分化同时,更会推动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加剧普通民众购房和租房压力,提高生活成本,剥夺民众幸福感,不利产业经济结构有效调整。四是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虚幻工具,央行无论如何操作降准降息工具,最终无利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无法获得发展机遇,只会加剧降准降息陷入恶性循环怪圈。
由此,笔者认为仅有频繁降准降息是远远不够的,央行及银行监管当局应更加注重加强资金流向监督与引导,并采取过硬政策措施,使降准降息货币政策始终不偏离实体经济初衷。否则,即便存款准备金为零或存贷款利率为负,都不会达到央行货币政策目标,更不会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无法摆脱“降准降息—经济泡沫—再降准降息—再经济泡沫”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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