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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艺
我的收藏册里有两枚并不起眼的烟标，但它们于我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说起它们的来历，就勾起对那段岁月的回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拍香烟盒是男孩子主要的娱乐项目。烟盒分等级，“牡丹”“中华”为上等，“飞马”“恒大”为中等，“绿叶”“羊群”只能算下等了。我手里拿的却是银川市面上不常见的“美丽”牌烟盒，澄红的底色，西湖风光椭圆形图案，介于上中等之间。但因为稀有，周围的小伙伴艳羡不已。
那时，我家隔壁住着一户三口之家，主人姓郭，40多岁，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学问渊博，不苟言笑，为人低调。对我们小孩子却十分友善，夏日在院里乘凉，经常给我们讲大上海的逸闻趣事。发现我对他抽的“美丽”牌香烟烟盒感兴趣，一边娓娓道来“美丽”牌名的来龙去脉，一边把整盒的香烟抽出来，把烟盒送给我。渐渐地，我的“美丽”越来越多，除了拍着玩，还订了好几个练习本，班里同学都叫我“美丽大王”。
然而，美丽的时光是如此短暂，美好的东西又是那样容易毁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了。先是郭伯伯作为“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独生女儿“自愿”（其实是被迫）到贫甲天下的“西海固”黄峁山落户，老伴又急又气，很快也病倒了。靠着微薄的生活费，他“美丽”是抽不起了。况且，随着“破四旧”的深入，“美丽”牌名也销声匿迹，再一睹她的芳容，已是20年之后。
“美丽”走了，“战斗”来了。天津卷烟厂生产的“烟斗”牌香烟烟盒上，威风凛凛的红色字体在当时盛行的军服绿底色衬托下，颇有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巧的是，我居住的胡同也紧随潮流“破旧立新”，更名为“战斗巷”。于是，各种叱咤风云的“战斗队”中男人们纷纷以抽“战斗”牌香烟为荣。不瞒读者，当时只有13岁的我，抽的第一根烟就是这“战斗”。不到一年时间，我收集的“战斗”烟盒将近千张。遗憾的是，这种烟盒的纸质太薄，钢笔一写就洇，远比不上道林纸的“美丽”，拍着玩也软塌塌的，没点“战斗”的力度，不受男孩子们欢迎。
“战斗”香烟只时兴了短短两年，不知是因为“文革”初期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人们战斗的欲望锐减；还是因为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使烟丝质量每况愈下。反正这“战斗”香烟很快就从人们手中消失了，且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